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巴、蜀国未铸币。见于列国遗址的桥形铜片非货币而为铜璜,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的共识。但随着近十几年巴蜀青铜化大发现,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本先是重新审视了各地桥形铜片的出土环境(部位、伴存物件)、形制特点和存在时限,判定它与配饰品关系多多,并找到它在商周组玉佩的发展与衰减中的位置,遂确认它源于玉佩中的璜。为规范物定名,建议统一命名为铜璜而不再它称。最后,从巴蜀国的时代背景、经济化状况及其同周边国家关系、货币铸行规律等多方面考察,认为巴蜀国可能仍处在实物货币阶段,使用盐、帛(赛布)类为交换媒介。     

唐校书郎考述

唐代校书郎之员数和设置时间,诸书所栽多有出入,《新唐书》错讹尤多。校书郎实为有唐一代士仕进之初阶,秘书省校书又为其最。与校书郎相关的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也促进诗艺的提高。唐传奇的发展,也与校书郎有着某种联系。     

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出了长达10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本次社会史论战开展评论,不少人从陶希圣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他的社会史观点经常改变,所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又缺少对于陶氏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分析,其做法是有违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略论《明书》的史学价值

《明书》是清初史家傅维鳞(1608—1667)任翰林院编修时所纂纪传体明史,因《四库全书》仅列其入存目,并加以否定,学界对《明书》多有误解与轻视。本文由反驳《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书》的批评入手,从《明书》对官修《明史》的影响、对明史研究的价值以及作为第一部明代全史的史学地位等方面,对《明书》做了相对全面、客观、公允的评价。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青铜兵器初探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兵器中包括有铁援铜戈、铜铍、铜殳、锥形铜镞等少见器物,在同期墓葬中并不常见。其中铁援铜戈的制作工艺与前期同类器物有着一脉相承的工艺技术。出土的铜殳和铜铍皆为春秋时期同类器物中的较早类型,又有所区别,有着地域性特征。圆锥头形铜镞镂空的装饰手法在同类镞中也较为罕见。这些青铜兵器含有较多楚文化风格,但也不乏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     

成都市龙泉驿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妇墓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的一座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为较大型的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墓,墓圹平面呈亚字形,两墓室均由封门墙、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组成。此墓是迄今发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最高级别的前蜀重臣和分封亲王墓葬,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中华书局点校本《郘亭书画经眼录》补正

张剑点校的晚清莫友芝所著《郘亭书画经眼录》一书,作为中华书局列为＂书目题跋丛书＂之一,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笔者因研究所涉,曾于贵州省博物馆访见莫氏＂书画经眼录＂残稿一轴,此稿于张氏校本中未曾见录。兹将二种相核,见所异处,略检其要,按目列叙,姑补版本之阙,以裨校正之用。     

《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辨析

唐永徽三年为“律”制订的“义疏”系解释和说明律文及注文的 ,疏的内容分为职能不同的“议”及“问答”两种形式。义疏制订后 ,律及疏统称为《律疏》。《律疏》一书到宋代逐渐被称为《唐律疏义》 ,尚与“义疏”原义及唐时解经传统相符。至清代则趋向称《唐律疏议》 ,盖时人见“疏”下有“议曰”字样而牵强名之 ,实脱离了唐“义疏”之本义     

崔述的历史盛衰论

崔述穷一生精力 ,考辨古史 ,成就很大 ,对后世史学也有很大影响。但崔氏在考史中又论史、论历史盛衰 ,有很多精审见解 ,崔述很少用性理天道论历史变化 ,注意对历史过程考察 ;他对历史“势”的分析值得总结 ,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变动原因进行考察 ,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崔述的考史能在求真基础上求理 ,显示出特色来。     

文化权理论在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的应用研究—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

文化权的主体是拥有、认同该文化的少数民族全体,主要包括文化自决权、文化发展权和文化使用权。企业资本介入到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后,少数民族的文化权被忽视、盗用和滥用的现象屡屡发生。本文拟从文化权理论的视角,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探讨在企业资本介入后如何让少数民族自身在社区旅游发展中成为真正的受益者,从而让少数民族自身产生主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在激励,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