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美术中的维摩诘题材释读

维摩诘题材是中国佛教美术中最为重要且常见的题材之一。早在佛教东渐之初的两汉时期,以维摩诘为主角的《维摩诘经》已经被介绍来中国,伴随经典的翻译传播,维摩诘所代表的融通世、出世间,注重理、行不二的大乘佛教理念在中国寻得了大众,特别是具有儒家传统而兼出世情怀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认可,而经中表述的丰富多彩的情节与生动鲜明的形象更使得维摩诘成为远自魏晋以来,广及绘画、雕塑以及诗歌、戏剧、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的重要题材[1],这使得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甚至超出了其于宗教范畴内的意义。本文拟就维摩诘作为美术题材的发生、发展及其通例表现形式的宗教蕴意作通览性的考察与探究。     

王安石·《湖田疏》·“废湖为田”

在南京玄武湖的历史上,700年来一直记载王安石作《湖田疏》奏请将玄武湖"废湖为田",其实《湖田疏》是一篇伪作,王安石的"废湖为田"案是一桩历史冤案。     

京军与明代京城的宫殿庙宇建筑

京军本为守御京师(畿)而设,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皇亲贵戚的生活越来越奢华,京城内的工程修建越来越多,大批京军被抽调借拨到建筑工地,一部分京军竟然演变成职业建筑工人。京军参与修筑的建筑物主要是宫殿庙宇。京军修筑虽然组织方便、节省费用,却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军队的衰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生平业绩考

文章通过对西汉东海郡官吏师饶生平的探究,阐述了西汉郡级管理体制及内部分工情况。     

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巴、蜀国未铸币。见于列国遗址的桥形铜片非货币而为铜璜,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的共识。但随着近十几年巴蜀青铜化大发现,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本先是重新审视了各地桥形铜片的出土环境(部位、伴存物件)、形制特点和存在时限,判定它与配饰品关系多多,并找到它在商周组玉佩的发展与衰减中的位置,遂确认它源于玉佩中的璜。为规范物定名,建议统一命名为铜璜而不再它称。最后,从巴蜀国的时代背景、经济化状况及其同周边国家关系、货币铸行规律等多方面考察,认为巴蜀国可能仍处在实物货币阶段,使用盐、帛(赛布)类为交换媒介。     

对明代中葡关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

China是外来词,还是汉字音译?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Cathay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这个词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学者,而“地理大发现”初期的西方君主,也对China与Cathay之间是否有关系感到迷惑。一些外国人为了强调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初十年就到了澳门,竟将与蚝镜并不相干的Oquem(福州)扯在了一起,并且误导了部分中国学者。明清史料所载澳葡议事会“西洋理事官哆”、“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哆”,即“哆”,究竟是人名还是官名?是Vereador的音译,还是Procurador(检察官)的音译?此外,《明史》所载“哑诺归氏浮海求贡”,讲的是哪一位葡使?“佛郎机传”中的“佛郎机”是什么?它与葡萄牙、葡萄牙人、欧洲人及西方炮铳有什么关系?此外,《明史》中还存在将葡萄牙船号、官名误记作人名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史书记载错误或失实之处,在参考中外文献基础上作认真的辨析和考订。     

唐校书郎考述

唐代校书郎之员数和设置时间,诸书所栽多有出入,《新唐书》错讹尤多。校书郎实为有唐一代士仕进之初阶,秘书省校书又为其最。与校书郎相关的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也促进诗艺的提高。唐传奇的发展,也与校书郎有着某种联系。     

胡适年谱思想略论

胡适在撰写年谱的学术活动中,就年谱体例的发展与创新、年谱的功用与价值、年谱与传记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思想,并对年谱体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认为年谱应该揭示谱主学问思想的变迁沿革与发展脉络,总结其学术地位与学术贡献,年谱不仅要记述谱主的成就,也可以进行评判与批评,指出他的错误与短处.胡适总体上是将年谱视为传记之一种,但也注意到年谱在内容、体例、功用等方面与一般传记又有一定的区别.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将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的"诤臣",这一"诤臣"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批评的使命和目的.胡适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要有鼓励"合法的反对"的大度,而知识分子批评的目的正在于为政府救弊补偏,辩冤白谤.     

文献与刻帖所见的《出师颂》

本文列述了古帖《出师颂》宣和本的相关著录与题跋,并叙述了见于刻帖的9件《出师颂》刻本。说明一件古法帖在历史上会有多种摹本、临本和刻帖本并传。同时校勘了《出师颂》法帖与《文选》本(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间的文字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