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ISCIPLINED AND PUNISHED

The title of Robert Doran'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Hayden White proves provocative and evocative. Provocative because it claims to mark a move within philosophy that pivots on the work of Hayden White, and th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White himself explicitly resists inclusion within such a classification, that is, as a philosopher of history. Indeed, another contributor, Arthur Danto, had as of 1995 declared passé the whole subfield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Doran situates White, then, in a niche White rejects and in any case one largely abandoned by those who do academic philosophy. Thus a question that this title evokes concerns why—whatev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happens to be before Hayden White—after him it becomes a topic of philosophical lack of interest, one pursu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those not associated with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Given White's professional travails, his acquaintance with another undisciplined academic, Richard Rorty, and his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with preeminent philosophers of history such as Louis Mink, one might well assume that White eschews Doran's disciplinary labeling for a reason. In this regard, reframing him as this book's title does invites a worry that, if only unwittingly, the book elides discussion of why certain positions excite not merely disagreement but prompt rather a type of professional shunning. In failing to confront White's reception (or rather lack thereof) by historians and his position (or rather lack thereof) within philosophy, Doran passes over in silence a highly salient aspect of White's work.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中,以"主体"身份看待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青海互助县金禅口遗址发掘简报

2012年7月至9月,为探索麦类作物和外来畜养动物的传播途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镇加塘村的金禅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揭露齐家文化时期房址5座、灰坑15个、墓葬1座和陶窑2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木器等200多件及大量动、植物遗存。本文对其中的典型遗存进行了详细介绍。通过与邻近地区的同类文化遗存进行比照,本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典型器型与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选取炭化植物种子10个样品,小麦、大麦、粟和黍,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进行测年,数据结果的年代范围在2200~1750BC。综合考虑基本上反映了金禅口遗址齐家文化聚落的绝对年代。遗址中出土的众多细石器和大量动物骨骼反映了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而通过对遗址中采集的土样轻浮物进行鉴定,显示碳化农作物种子10163粒,占出土碳化植物种子总数的90.4%,表明采集业是当时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但农业仍是主要的生计方式。由此可见,金禅口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决定了齐家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业模式复杂多样。     

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前1500年之间。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代表性文明因素主要有3种:一是以三星堆城址城墙为代表的本土文明因素,二是以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因素,三是以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明因素。后二者是通过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已经形成的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通道,由陇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并促使成都平原本土文化发生巨变,产生了三星堆文明,开始了古蜀文明的历程。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的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二层台墓研究

黄河中下游地区40余处遗址的400多座二层台墓资料显示,生土二层台墓的数量在仰韶中晚期以前较熟土台墓多,龙山时代式微。该变化的背后是棺椁的逐渐成熟,生土台墓中小部分带有盖板或原始棺椁,同时熟土台并非判断墓葬带有棺椁的充要条件。通过生土台高度和墓葬深度的二元变量分析,墓葬开挖时预留生土台并未考虑稳固墓室,而应该与构建殓尸空间(或椁室)、进行一系列丧葬活动有关,在台面上放置随葬品的情况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二层台墓的分布具有集中埋葬的倾向,采用二层台墓的群体并无明显的性别和死亡年龄指向,从仰韶中期以来,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占据着更为优越的社会财富。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

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空间近代转型相对缺乏关注.通过对上海县城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压力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及租界示范效应的多重作用下,明清治所城市空间结构不再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上海县城,城市空间亟待改造.上海县城市政机构的设立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财力支持,故县城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包括道路、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