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中国和朝鲜周密的共谋下发动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但这种说法与最近公开的资料并不相符.本文以中国、苏联的新资料为依据对以往的"三国共谋论"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参加策划朝鲜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动这场战争持不赞成的态度.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奠基者和探索者。他认为,科学技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争取自由的思想武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力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保证。发展科学技术,要坚持跨越式发展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统一;坚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一;坚持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坚持发挥科学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群众的作用。毛泽东科技思想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土地改革正在渐次开展起来,经济恢复工作一切百废待兴,尽管各地反抗事件频发,毛泽东却反对“四面出击”,没有响应党内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不过数月之后,因朝鲜战败,中国被迫出兵抗美之际,毛泽东又抓住对外战争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大举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力图乘举国对外之际,一举清除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极大地震慑了社会各种敌对势力,提高了新政权的威望。     

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研究述评

本文基于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视角,在“过程-互动-行动”研究框架下,统计分析19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文献数量和内容演变情况,论述了研究分布与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救助政策密切相关。在综合述评每类研究的主要观点基础上,论文指出目前研究存在几方面问题:缺少贫困阶层社会空间研究,缺少与城市发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缺少对贫困阶层需求和空间资源公平配置的研究,并探讨对未来城市研究的启示。     

城镇化的新形式与中国的人口城镇化政策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城镇化形式对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影响,分析了上述城镇化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在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政策上的意义,认为相关研究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对上述新特点和新形式予以更多的关注。     

稻盛哲学中的中日商业文化差异

日本是现在世界上商业水平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商业文化与近邻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正是日本独特的商业文化孕育出了稻盛和夫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家。在日本历史上,像稻盛这样,既能出色地管理企业,又具备系统的哲学理念者,不乏其人。本文从商人阶层悬殊的社会地位、商业文化不同的开端和发展以及商业伦理的不同内涵等方面入手,比较了中日两国商业文化的状况。本文最后分析了日本出现“商人思想家”群体的原因,力求对我国的商业发展和企业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蒋梦麟中西文化观述评

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遭受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身受中西两种文化滋养的蒋梦麟主张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用中国文化来整合西洋文化,同时以"西方的尺度"来重新审视和阐发中国文化以建立起适应现代中国需要的中西合璧式的新文化.蒋梦麟的中西文化观,体现了一个爱国重教、精思力践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执着探索.     

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其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平等性和开放性的增强,考试权的独立和考试内容的现代化.但是对经义考试的保留,对传统科举制考试程序的模仿,考试与任用的脱节,党治和军治色彩的存在,个人因素的干扰,派系势力的抗拒等,又使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现代性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