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镇江宋元粮仓的几个问题——转般仓、淮东总领所、大军仓

综合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记载来看,镇江双井路遗址发现的南宋八座仓储遗迹,应该是转运司下属的转般仓,而转般仓与南宋淮东总领所及其所属的大军仓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考古发现的一座元代仓储遗迹,应该是在南宋转般仓旧址设置的大军仓。     

从文献记载论五代帝陵玄宫问题

本文通过对文献中关于后周陵寝问题记载的辨析,认为五代帝陵玄宫继承唐代制度,使用石室,从后周太祖郭威嵩陵开始,禁止使用石室,改为使用砖室.     

南京市雨花台区警犬研究所六朝墓发掘简报

2010年4～6月,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警犬研究所发掘了3座六朝墓葬。M1和M2毗邻,为南朝中晚期墓,属同一家族墓;M3为东晋晚期墓,出土遗物较为丰富。M1封土护墙、墓前祭台为南京乃至我国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六朝墓地建筑遗迹,对于研究当时特殊的丧葬礼俗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

弓形器是商周时期用于挂缰的挂缰钩,有窄背和宽背两种。窄背类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类的器物均挂于腰间并与弓及弓袋共出,因此其应挂在腰带上。车马坑中多放置宽背类弓形器并多置于车厢内,在鹿石中还见将辔系于车厢上的马车形象,因此一部分宽背类弓形器应绑缚在车厢前部用以挂辔。     

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乐器和兵器的年代和性质,对探讨南方地区文化的互动、交融乃至民族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墓所出鼎、簋、铙、短剑等的具体分析,可以断定这应是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铜器,时代应在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最晚应为西周早期。     

《鄂城六朝墓》读后

时间与空间是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概念,在魏晋南北朝考古研究中更有其特殊的内涵,如在墓葬的断代与分期、区域文化因素的分析、遗存属性探讨等方面,时空背景是对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也是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新近出版的《鄂城六朝墓》报告不仅充实了魏晋南北朝考古材料,而且对于魏晋南北朝考古研究中的时间与空间两个基本概念,也带来了新认识。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明清两代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使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官员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认定"无讼"并非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行为的普遍化。     

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

谱系并不仅仅是满足村居宗族的收族作用,它也具有与宗族社会互构与映照的关系。谱系构造以人们的祖、宗、族观念为结构基础,此种祖、宗、族观念与国家—族群—宗族的历史联结密切相关,其远祖及始祖象征着姓族的神圣来源以及与国家的关联,也反映了主流族群的认同意识;宗祖与族祖则是国家制度下的世居权与户籍地位的象征。徽州谱系以祖、宗、族三层次结构为典型,谱系结构也在与现实社会关系互动中构造了一个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