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与问责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完成明确限期。以限期为中心的效率规定在秦汉政治中具有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行政立法之中,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和日常行政运作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书命令中。秦汉时期,效率规定已经有了和唐代类似的、比较科学性的规律性。针对违反"效率规定"的行为,秦汉政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问责机制。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秦汉社会的木炭生产和消费

秦汉时期,木炭作为主要燃料之一,被广泛使用于民众生活以及手工业生产领域如冶金、制陶、煮盐等诸多方面。规模巨大的木炭用度,造成了林木资源的过度破坏,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效应。两汉社会生态恶化以及自然灾害频发,与此有密切关联。     

是什么成就了尹珍

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家学师承、人格品质和历史政治的角度分析是什么成就了尹珍。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

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     

南京石头城遗址1998～1999年勘探试掘简报

石头城是南京作为中国重要都城城市的起点,对研究六朝都城史、南京城市建设史等具有重大意义。1998年7月至1999年2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清凉山地区开展了野外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一系列考古工作证实现存于清凉山地区的土垣为六朝时期的石头城城垣遗存,其最初建造时间为东吴时期,东晋以后又有加筑,城垣的彻底弃用时间约在五代、北宋时期。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徐州战略地位的形成

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的形成由古代政治斗争的格局所决定。先秦秦汉为东西之争,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函谷关—洛阳—成皋一线,魏晋南北朝进入南北相争的时代,徐州成为全国性战略要地。徐州傍靠泗水,泗水水系为徐州提供了便捷的交通,造就了徐州固若金汤的城防,使徐州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强堡垒。构成徐州战略要地的首要因素是泗水,而不是山。     

隋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特点及保护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运河为例

隋唐大运河是一类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它贯通南北,通航长达八朝,漕运惠及全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效和最有影响力的南北经济文化资源交互传播线路。对于它的保护,首先必须开展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然后以点带面,实施重点保护。同时,还要分析问题,统筹兼顾,整体保护。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