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以陕甘豫三省为例

本文在简要回顾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选取陕甘豫三省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地理学和旅游学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其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提出合作的模式和三省区域旅游合作的构想。研究认为区域旅游合作需要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的推动及各地区的积极参与下,通过旅游线路的重组、联合促销、旅游行业的规范管理、资金来源渠道的拓宽、基础设施与要素的共享等来提升旅游竞争力。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对策研究——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空间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陕西关中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并不协调,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单一的嵌入式开发模式与城市化的偏差和区域经济联系与城市化的偏差。应立足现实,积极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这既是短时期发展的考虑,也是长时期战略的需求。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数据资料分析等方法,在剖析陕西关中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现状基础上,提出关中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对策。     

陕西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对策研究

以陕西省83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GIS技术以及ID分异指数等对陕西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格局做了定量化评价与测度。结果表明:县域综合评价水平在数值上呈现强者偏强,弱者偏弱,中等、中低水平相对集中分布;空间上呈南-北方向递增,东-西方向"U型"的总体分布;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地域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明显。研究认为加强三大地域间的分工与合作、推行差异化的县域发展战略是陕西省全面实现县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选择。     

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大型房址的几个问题

下河遗址大型房址F1、F2、F3均为半地穴式五边形建筑,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种大型建筑是我国宫殿建筑的滥觞。房屋的营建大致包括六道程序,房内的地面均为料姜石制成的白灰铺设。F1为目前所见同期房址中最大者,对认识下河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的组织管理和资源调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陕西勉县红庙“元兴元年”纪年砖室墓应为东汉中期

<正>1972年,勉县红庙公社红光一队发掘一座砖室墓,墓中出土一件铸有"元兴元年堂狼作"(图一,右)铭文的铜洗和一批随葬器物,唐金裕、郭清华认为"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但是,胡顺利以《后汉书·郡国志》无堂狼县设置为由,否定其年代为东汉,认为它是东晋安帝     

《陕西行都司志》存佚考

包节所撰《陕西行都司志》是明代唯一的一部行都司志。《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肃志六序》,此《甘肃志》即《陕西行都司志》。该志《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史部地理类存目"中,后世诸家目录即不见载,《陇右方志录》断定已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没有收录。但其资料被大量保存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刊的《西镇志》、《凉镇志》、《甘镇志》、《肃镇志》和乾隆《甘肃通志》等地方志及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典籍中,其他如《禹贡锥指》、《水经注疏》等地理学著作也有引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之《陕西行都司部汇考》即由《陕西行都司志》删削篡改而成。该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期待着辑本的成书出版。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

建国初期山区土改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成功的群众动员。为了在旧势力强大、信息闭塞的山区把广大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土改工作组广泛开展了阶级教育、"谁养活谁"的教育和翻身教育。群众一经动员起来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现混乱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或下发文件予以指导纠正,或派人赴山区检查制止,使不正确的做法得到及时纠正,保证了土改工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     

陕西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研究

从陕西劳动力结构变化及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相对速度的比较入手,提出了陕西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影响陕西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作出总结,得出了加快陕西城镇化良性发展和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