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三园中的祀庙祠宇建筑探析

清代离宫圆明园及其附园中曾经修建大量的祀庙祠宇建筑,分别以龙王、关帝、土地神、花神等各种神灵为祭祀对象,清帝与皇室成员园居期间,经常来此祭拜。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对这些建筑的分布情况、具体形制、祀典特色作了详细考证,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报刊发行量的飞速扩张;之二是舆论界自身定位为监督政府,并形成了强大的公共领域;之三是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之四是社会各阶层更加注重报刊舆论。至于舆论放大的成因,一是新闻界推行的白话运动,二是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三是政府与民间合力促成的讲报、阅报机构,综合催发清末的舆论放大效应。清朝政府对之未予正视,结果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王朝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     

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世纪的宗族批判论

清代的宗族具有大众性、自治性、互助性、民主性、宗法性、依附性诸种特性,概括地说她是含有宗法成分的自治性互助团体。她的宗法因素,不能夸大为"宗法性质";宗族自治、互助的功能,适应了民众生存生活的需要,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应予肯定和尊重;宗族文化中的互助精神、自治意识、亲情意识是宝贵的中华精神文化遗产,为建设当代社会文明的有益资源。在20世纪,激进力量对宗族的否定,乃至取缔的态度,视为天经地义,但是作为历史则是可以、需要重新研讨的对象。尊重历史,还原宗族历史的本来面貌,乃必然之理。     

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

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地区,辖地辽阔,但驻地在江苏江宁府,而江苏巡抚驻地在苏州府,两地相距才二百多公里。江苏督抚同省而驻,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考量。两者权力相仿,地位相同,又各有专责,共担治理江苏地方的重任,因此,地方治理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双方是否各本虚公,坦诚合作。总体说来,有清一代,江苏督抚关系在共事中大体能够和衷共济,还呈现出几对堪称模范的督抚;当然,其间也夹杂着双方的权力争斗,甚至出现了督抚互参的重案。     

试论“雍正安南勘界案”秉承的依据和原则

文章对“雍正安南勘界”的缘起、双方划界过程中的争执以及最后结局进行了梳理,认为双方虽有不同的划界依据,但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这也基本上符合现代国际划界的原则。只是这样的原则在实际划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由于受当时清王朝与安南宗藩关系的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观念或者文化心态成为此次划界的决定因素。     

清宫旧藏景德镇官窑明洪武瓷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有传承自明代宫廷的清官旧藏洪武瓷67件,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既有元代遗风,又有明代官窑瓷器特点,器物风格具有鲜明的由元至明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结合景德镇明洪武制瓷历史背景、洪武瓷研究以及其在清宫中的原藏位置,可知清宫旧藏洪武瓷是景德镇洪武官窑受命为宫廷烧造的瓷器,反映了此时景德镇制瓷风格处于由元至明的过渡阶段,...     

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厅

清代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理事厅、抚民厅,以及直隶厅,制度演变十分复杂。本文在制度分析的视野下,结合个案,考察东北地区厅制的发展脉络及特征。     

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疏论

清季财政改制是中国近代制度转型的重要一环,其运作过程涉及清季政治派分、区域财政利益、趋新与守旧观念等多重因子,折射出制度变迁并非单纯遵循所谓的近代化趋向。研治此段历史,应抱具"整体历史"意识,打破学科藩篱,关注人与制度之间彼此牵制的纷繁乱象,抛开今人习见观念,深入时境,作纵深切入,当日制度变迁中的不新不旧、童牛角马之实态方可得以展示,各类嬗变面相亦可近真呈现。     

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

清代前期上海作为南北洋航运中心,既是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化下的产物,也是清廷商品流通政策变化下的产物,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帮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上海的海运业者,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其中势力最大者,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单个大船商,通常拥有数十号船只。上海海运业内部,船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运业人员,船商与客商、与豆业字号,与豆行、饼行、油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上海,船商不仅在航业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