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伊犁将军职掌考述

伊犁将军是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过程中,根据新疆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本着在边疆地区"因俗施治"的原则而设置的,其职掌与权限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伊犁将军的实际治政权力比法定治政权力要小,这是由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及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施治"政策决定的。     

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

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迁都洛阳后北魏六镇的地域社会特征

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六镇戍守,减弱了六镇的鲜卑化趋势。孝文帝改革之后,六镇富豪学习汉文化,平民中也有学习汉族知识技能的趋势,因此,汉化成为孝文帝改革后六镇的文化趋势,不能简单以“鲜卑化”概括六镇的文化特征。深入探究六镇的社会特征,还可发现,六镇地区有普遍注重军事的传统,突出表现为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六镇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六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六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所以血缘在社会关系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是粘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以上社会特征对北朝后期、隋、唐初的历史有深远影响。     

明清期间景德镇祭红釉的化学组成对比研究及其科技意义

为了进一步讨论明清两代祭红釉的发展沿革,用探针型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技术测定了10片明永乐祭红釉和胎的化学组成,并结合已发表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明清期间祭红釉和胎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的祭红釉相比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R2O＋RO（wt％）平均值约低20％,RO／R2O（mol/mol）平均值约低45％,RO2／R2O2,（mol/mol）平均值约高34％。明代永乐和宣德的祭红釉胎式分布RO：（m01）值均大于5．8,而清代样品均小于5．4。明清两代祭红釉化学组成的突然变化（shift）,可能暗示明代的制釉工艺在清代已经失传,而在清代则白行发展起来。     

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有利于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广西迁移省会的失败反映了清政府治边行政对策上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边疆重臣试图通过改变行政中心以强化边防的努力,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清末徽州新式教育经费的筹措与配置研究

徽州传统教育资源丰厚,旧有的田产租息、宾兴款项成为新式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清末政府限于财力,实行＂就地筹款、官不经手＂的办学方针,为了维持学堂的正常运转,徽州办学绅董广拓财源,开征捐税,但是商人与地方民众却强烈反对抽捐兴学,地方官府出于维持地方社会安定的考虑,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依违于学界与民众之间。由于事属草创,学堂还没有制定出一套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存在浪费现象,这对学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皖江流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清代皖江流域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大体而言,桥梁、渡口、河道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密切了市场与其腹地、本地市场与外地市场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当地市场网络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救生船、航标、消防设备等安全设施的建设为往来人员和流通货物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政府对市场外部治安环境的净化和牙行对市场内部交易秩序的管理为当地市场健康发展创建了良好的环境秩序。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述论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既是中国人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寻求自强独立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中国的＂国民外交＂概念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人民主权思想应用于外交领域,含有视外交为国民的外交,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的意思;二是指国民可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将自己的意志反映贯彻于外交事务;三是通过国际民间交往增进友谊,进而改善邦交,促进世界和平。虽然今天的＂国民外交＂概念主要是从国际民间交往的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但不容忽视其原来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而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的含义所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     

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基本指导理论 ,早在中共成立以前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宣传介绍这一理论。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都涉猎过关于唯物史观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 ,都被他们所重视而先后提到 ,形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壮大了清末国人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准备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