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云阳乔家院子遗址唐宋时期遗存

重庆市云阳乔家院子遗址是三峡库区需要抢救发掘的重要遗址之一。本着重报道了该遗址第四次发掘的唐宋时期遗存,其中以唐代瓷器和建筑材料为主。特别是瓷器,其形制与釉色兼具当地和北方地区特色,既反映了当时该地区的制瓷水平,也反映出大一统化面貌下的地区化交流。大量的唐代遗存证明,乔家院子遗址在这个时期是一个较大村落,对于当时的村镇聚落考古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给僧道度牒”与“命道箓司造周知册”——论明王朝的道教管理制度

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由三大部分构成:其一,道教管理机构——管理道教的组织措施;其二,道士管理制度——"度牒"制;其三,宫观管理制度。明王朝道教管理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是合理的,然而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的施行实践却不尽然。除了太祖和成祖严格执行外,其后诸帝皆有制不依,管理制度遭受破坏。     

清代嘉道咸瓷器特征

文章从胎釉、造型、器类、釉彩、纹饰、款识等几个方面对清代嘉道咸时期的瓷器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归纳,为这一时期的瓷器判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标尺。     

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

合川市位于重庆以北长江水系的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处。南屏汉墓分布在涪江南岸南津街南屏乡的南屏、中南、牌坊村一带，与合川城隔岸相望。80年代末考古调查发现该地区分布着二十几处高出地面2米．3米左右的大小土丘，并且有为数不少...     

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有明一代,河南省曾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丈量出的土地数字仅是当时开垦的土地数,不能反映全省实有的土地数量。第二次在明中期嘉靖年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丈量之后又以“符合原额”为宗旨,大量进行了折亩活动,故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不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也不能反映当时实有的土地数字。第三次是在明中后期万历年间进行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严格,方法得当,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又代表了全省实有的耕地数字。     

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其版式不一,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综合多方面资料,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从1862年条约换文到1887年条约谈判

澳门主权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在中国鸦片战争失利以后。1862年条约是葡人居澳以来中葡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由于葡萄牙代表在议约中采取了欺诈手段,清政府未予批准。自1864年换约失败至1887年条约谈判之前的20余年时间里,葡萄牙为了以订立条约的形式达到“合法”占据澳门的目的,曾经串通列强及其驻京公使,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

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金太祖到海陵王迁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复苏期。二是海陵王迁都之后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期。三是从卫绍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学的繁荣期。金代山西地域文学在金末迎来鼎盛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