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其版式不一,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综合多方面资料,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从1862年条约换文到1887年条约谈判

澳门主权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在中国鸦片战争失利以后。1862年条约是葡人居澳以来中葡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由于葡萄牙代表在议约中采取了欺诈手段,清政府未予批准。自1864年换约失败至1887年条约谈判之前的20余年时间里,葡萄牙为了以订立条约的形式达到“合法”占据澳门的目的,曾经串通列强及其驻京公使,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墓地人骨研究

通过对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观察、测量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聂村商代晚期墓地所出人骨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中年期,颅骨种族特征与古中原类型的殷墟中小墓(2)组最近似,成年男性居民平均身高为165.41厘米。在聂村商代晚期人骨上还发现筛状眶与多孔性骨肥厚、骨性关节炎等骨骼病理,两性在龋病患齿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

恩诏广额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因皇帝特恩增加录取的一次性扩招名额。与生员学额和乡会试中额等逐渐成型的定额不同,恩诏广额是介于成型制度、习惯性规则和统治者的自由裁量之间的问题,显示了君主制与科举制的互动。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原委及其具体实施和调整状况,以及背后因应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恩诏广额的常例、定额和类型,探究明清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与演变,以为进一步探讨明清科举制度的源流递嬗和明清政治异同,提供一特殊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