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对加快民和县扶贫开发的几点思考

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文章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县域扶贫开发,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巩固思想阵地 夯实执政基石——关于青海省藏区县级党校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县级党校事关基层政权稳固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青海藏区县级党校是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更是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政治屏障,加强青海藏区县级党校建设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教师队伍、培训轮训、科研工作、办学条件、经费收支等方面分析青海藏区县级党校建设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指出青海藏区县级党校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亟待加强。在此基础上,从强化领导、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功能、发挥咨询作用、扩大培训内容与规模等方面,就如何加强青海藏区县级党校建设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试论《助字辨略》的成就与不足

清人刘淇所撰的《助字辨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例的虚词专著。全书共收虚词四百七十六个,分为三十类,并按四声对所收虚词分卷编次,依韵排列,同时类聚条析,讲解精当,对其后的虚词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作者毕竟处于清学初起之时,那时虚词专著还处于开创阶段,这就注定《助字辨略》难免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

耆英被人们认定为投降派,所办外交被称为投降外交。其实,耆英在海关税则、禁烟、收回舟山诸问题的交涉中,都为中国之利权殚心竭虑。仅粤海关税收的实际增幅就达50%左右。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主权,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权益。“一视同仁”主张的实质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时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沦陷时期江苏苏中、苏南地区的伪县知事、县长在清乡(1942年)前后有较大的变化。清乡前大多由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担任,清乡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者组成,且相当一部分人出身行伍。清乡前日伪中央政权及省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县级政权,之后其控制范围也仅囿于苏南各县;而日本占领者对县级政权的人员任免和控制程度正好与伪中央政权相反。     

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

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及建陵、东安二侯国地望历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本文认为戚县地望在今临沂市,鲁王子刘遂之建陵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安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山亭区。     

齐量制刍议

齐国量制本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从战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其他诸侯国量制趋于统一,"斗"进入齐国量制系统。这一过程并非是突然发生的,"斗"初始用"/卮"来指称,在《考工记》中"豆"这一旧量单位被借用来表示"斗",直到战国末期"斗"方正式成为标准量制单位。     

培育"彩虹之乡"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发展互助县旅游业的几点思考

本文依据青海省互助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论述了旅游业在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对有利奈件和不利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发展互助县旅游业的若干思路。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