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

汉朝的军队编制中有"越骑"。如淳说"越人内附以为骑",晋灼说"取其材力超越也",学术界对两种观点历来争议纷纭,而学者以倾向晋灼说者为多。考虑"越骑"和"胡骑"、"羌骑"并说的史例,似乎应当重视出身"越人"之说的合理性。"胡""越"既是民族概念也是方位概念。考虑到"越"也有方位概念的涵义,更有助于理解"越骑"称谓的历史文化指向。除了西汉建国时的项羽故事外,东汉衰微时也多见出身越地的马上英雄。孙吴军队中有"骑士"的事实,可以否定因"越人非善骑所出"、"骑非越人所长"而以为"越骑"与"越人"无关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意见。汉朝军队中"胡骑"、"越骑"并置,也有显示"胡越宾服"的宣传效应。     

生命理念的投射：嵇康与《圣贤高士传赞》

在三国时期的人物传记作品中,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是第一部以“高士”命名的类传,嵇康采摭寓言、假说,收罗其所谓的“圣贤高士”,借他们的行事,寄寓与投射自我的生命理念。这部作品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后世模仿其体例,沿袭其题材的传记不断出现,代有其作,可以说,嵇康之作是有开路之功的。     

袁枚《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佚诗遗札

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诗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为《钱大听全集》所失载。     

汉代戟形饰考

戟形饰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类小众珠饰品。本文基于考古资料和古籍文献,结合图像学分析,认识其造型来源与文化象征意涵。戟形饰为中外艺术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形制来源于西汉手戟式鸡鸣戟,而其代表的艺术形式可溯源到古印度佛教文化。戟形饰具有辟兵辟邪的护符含义,并与汉代五行色彩体系相结合,体现了本土民族性的文化理念。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研究综述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版本、文字、训诂和修辞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包括郑玄《三礼注》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三礼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三是对郑玄《三礼注》进行综合论述,涉及郑玄的生活时代、学术经历,由此而论及郑玄《三礼注》的特点和学术影响等。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     

鲁北地区考古发现与春秋时期齐国灭纪

进入春秋时期,西周形成的传统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改变,社会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宽松的发展局面.各诸侯国凭借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竞相发展自己的实力.齐国成为首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吞并周围的小国,其中纪国是第一个被吞并的国家,主要原因是齐国为了占有纪国丰富的海盐资源.     

碎叶出土唐代碑铭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碎叶古城相继发现两块镌刻有汉文的残碑石和一块汉式碑额。第一块汉文残碑是杜怀宝为其亡父母暝福所刻造像碑的基座,他先后担任过唐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第二块汉文残碑,有学者认为是裴行俭纪功碑残石。本文将以碎叶古城出土汉文和汉式残碑为对象,重点讨论唐代西域地名和裴行俭纪功碑问题。研究表明,目前被疑为裴行俭纪功碑的那块残石可能是某个汉文墓志的残片,而碎叶出土汉式碑额为寻找裴行俭在碎叶所立纪功碑提供了重要线索。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知人论世探析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是中国古代楚辞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重视知人论世,考辨屈原生平事迹甚详,对屈原作品多数作了编年;探讨屈辞意旨,考论屈辞作时,多发掘作品内证,联系创作背景,权时势以论其书,以史证诗,作知人论世之辨,持论稳健,信而有征。     

《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

《藏行纪程》详细记载了康熙末年杜昌丁自云南昆明至西藏洛隆宗的往返行程,是《三省入藏程站记》、《西藏通览》、《西藏新志》、《西藏志》等书滇藏交通部分的直接或间接资料来源,是研究清代滇藏交通的珍贵史料。文章通过对道路沿线地名的考证和梳理后发现该书多处地名顺序有误;该道路只在康熙末年及雍正年间用兵西藏时设过台站,其间屡设屡撤,云南的驿道也未延伸至西藏,称其为滇藏驿道并不恰当;与之相比,《藏纪概》所载滇藏台站更加准确和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