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美台关于沿海岛屿的交涉 (1954.12～1955.2)

《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后,台湾当局与美国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展开了新一轮交涉,由于立场不同双方出现了分歧和矛盾。顾维钧在这一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蒋介石等对沿海岛屿可能导致“两个中国”问题的警觉,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

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此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如何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从而勾勒出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的轨迹.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动因探微

对于自由主义者张君劢来说,他同意民社党出席1946年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他之所以这样做,客观原因．一是民社党生态的困窘．二是国民党投其所好．百般拉拢;主观原因．一是他的充满矛盾的自由主义理念。二是他的“宪法之父”的“宪政情结”．三是他的人格的分裂与异化。     

对东北亚民族与历史问题研究的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 ,在东北亚民族与历史问题研究中 ,存在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同现实的国家、民族关系直接相联系的倾向 ,由于缺乏科学的依据 ,更缺乏逻辑性和辩证性 ,将会对当代的国家与民族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作者从民族体形成的规律与东北亚古民族的关系、历史疆域与现实主权疆域的关系、民族“无界”性和文化无疆域性、国家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方面 ,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

国民政府时期,在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一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北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他们坚韧不拔、肯吃苦的献身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From legalism to symbolism: anti-mobi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srael, 1948–1958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nti-mobility discourse in Israel and examines the chang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geared towards the prevention of mass Jewish departure during its first decade of statehood. It identifies two distinct phases in the battle waged against international mobility, under the headings of ‘Legalism’ (1948–1953) and ‘Symbolism’ (1954–1958). While the former was led by official agencies of the young state and required the passing of laws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decrees, the latter was mainly a society-led campaign of ad-hoc symbolic practices by groups seeking to de-legitimiz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emigration in particular. Despite their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both were instrumental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project in postindependence Israel, ass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hys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between Jews in Israel and others – both Diaspora Jews and non-Jews.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本文从概念内涵、发展演进、内容架构、基本特征、价值意义等主要方面对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重点关注的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