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河南淅川县阎杆岭38号汉墓的发掘

2005年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利枢纽加高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阎杆岭墓群Ⅱ区的 38号墓进行发掘。该墓为“甲”字形积石积炭墓,墓室四壁和墓底积石积炭,出土鼎、罐、瓮、壶、仓、灶、井、磨、坛等陶器以及铜弩机、铜五铢钱、铁剑共计50余件,年代为西汉晚期。如该墓墓室四壁和墓底积石积炭墓应是丹江流域汉墓的地方特点,为汉墓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山东平邑县南武城故城出土铜镜

1990年春,在山东省平邑县南武城故城附近发现汉、魏晋时期的墓葬三百余座,出土铜镜110面,据其主题纹饰特征分为13类。从中可以看出汉、魏晋时期铜镜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其流行的趋势,也反映了南武城地区手工制造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历史事实。     

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

2000年7月,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尉氏县张氏镇发掘一座宋代砖室墓,墓室内壁绘满了壁画,内容涉及墓主人、孝子、宗教、商业和农业活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城市化问题与对策探讨——以中西部地区第一个乡村城市化试点县市巩义为例

文章以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国家级乡村城市化试点县市巩义为例,剖析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城市化的理论背景、制约因素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乡村城市化的若干对策。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

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系战国晚期巴人墓地,2000年发掘墓葬50余座,墓葬形制皆为竖穴土坑,葬具多一棺 一椁,葬式皆呈单人仰身直肢。男性墓中多随葬成组兵器,其上多饰虎纹;女性墓中则多见玉玦串饰。此基地的完整揭 露和研究,对认识三峡地区巴族历史有重要意义。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之碑是一方刻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记功颂德碑,记载了袁英入仕为官直至调任长社县尹后的政治经历。袁英其人史书无载,碑文详细记载了袁英的仕宦经历、为官作为及政治交游情况,是元代县尹群体的时代缩影。碑记铭文关于袁英任县尹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侧面反映了元末长社地方风貌,对元代中原地区居民民族构成情况也有相关涉及;袁英及撰额者冯梦弼的出仕经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人才选拔措施,所表现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亦值得深思;志文所记载的长秋寺知符节一职亦有助于对元代长秋寺职官设置的考证和研究;关于云南王出行之事反映了元代宗王的政治特权。     

明代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标准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创制的兼管军民的特殊行政建置,而其建置标准学界认知多有不同。本文认为民户是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关键要素,并利用大量的明代文献材料,证实了军民指挥使司直接或间接的辖有相当数量的编户齐民。而集中分布在北边一线的实土卫所并未建立起军民共管的军民卫所体制,进一步印证了民户对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重要意义。这决定了军民指挥使司具有"军"与"民"的两面性特征,游走于都司与布政司两套管理系统之间。     

商洛东龙山遗址Ⅰ区发掘简报

东龙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的丹江上游,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包含有仰韶、龙山、夏、商和西周五个时期的遗存,遗址I区主要为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遗存。夏代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同期遗存基本相同,或可将该遗存视作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故我们提议将其称作"商洛类型"。商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则与郑州二里岗等商代遗存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