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学与民俗文化

汉代《诗经》研究兴盛,《诗》学在民间舆论之中受到高度重视,对汉代社会民俗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举凡教育、取名、节日等均受到《诗》之沾溉。     

《全宋诗》指瑕四例

《全宋诗》中偶有谬误,文章对其中的一些谬误作出分类举例并辨析之,白于学界,以供研究者参考。     

明代庶吉士考论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开创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它创立于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八年正式定名,并于有明一代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庶吉士选拔的对象基本是新科二甲、三甲进士。其考选一般由内阁会同吏部、礼部考试,最后由皇帝定夺。与明代士人为求应试而专习八股文相比,庶吉士学习和考试的范围有所扩大。庶吉士平时的学习和考试状况均有档案,是散馆授官的依据。翰林院官职是庶吉士散馆后的主要流向,其次是在京各种官职,外放为官者人数比较少。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金代汴京(开封)城布局初探

金代曾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并对汴京城进行了一番营建。经金营建后的汴京城较北宋时期的东京城而言,其结构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宫室制度更趋完善。金代开封城的总体布局,自外向内有外城、子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城垣围护,由外城南门南薰门向北经新筑子城南门丰宜门、原宋内城南门丹凤门(即北宋时的朱雀门)、再向北经州桥至金皇宫南门承天门之间的大道,为全城的中轴线。     

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

平卢军是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忠于朝廷的势力中又分化为“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两大派别。在两大派别陆续南下的过程中,他们都把胡族文化的影响输入到了中原地区,并使一部分地区(淮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胡化倾向。军队或地域的胡化现象是淮西和淄青两镇得以长期割据、对抗中央的重要基础之一。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情势,淮西的胡化现象有逐渐加深、趋于河朔化的趋势;而淄青地区的平卢军人则胡化程度逐渐减轻,并最终被完全汉化。淮西和淄青两地不同的胡化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唐时期的局势,甚至还影响到了晚唐时期的政局。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诸司职掌》与明代会典的纂修

《诸司职掌》是明初的职官法典,与明代《会典》的纂修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代《会典》正是在其续编的过程中揭开了纂修的序幕,又是以其为蓝本完成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纂修、校订、刊行和续修工作。尽管在万历朝重修过程中其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由于史官的重大失误使其内容在时间标注上出现了一些谬误,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明代《会典》纂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