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

王锳光生《〈汉语大词典〉商补》分六个部分对《汉语大词典》进行补正,考证深入细致,结论精审可信;注重所引文献的版本源流、出处和优劣;参证文献比较广泛,尤其是对于近代汉语方面的文献典籍,运用得得心应手。不过,"提前书证"中的部分词条最早用例尚可进一步上溯。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江淮西部地区干湿状况研究(1450-1911)

对明清江淮西部地区的旱涝史料进行梳理,对逐年州县旱涝灾害资料等级进行量化处理,并通过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和10年滑动平均值,重建1450—1911年该区域的干湿变化时间序列。结果发现,该区1450—1911年间共出现6个干湿阶段: 1450—1490年,以轻度干旱为主;1491—1545年,旱涝灾害频发,干湿波动较为明显;1546—1625年,旱涝灾害少发,干湿比较平稳;1626—1710年,以中度干旱为主,极端干旱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711—1860年,气候湿润;1861—1911年,干湿波动偏湿润。不同的干湿阶段对江淮西部的湖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旱时期,湖盆积水减少,湖周萎缩;湿润时期,降雨增加,湖泊的蓄水量增加。     

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有明一代,河南省曾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丈量出的土地数字仅是当时开垦的土地数,不能反映全省实有的土地数量。第二次在明中期嘉靖年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丈量之后又以“符合原额”为宗旨,大量进行了折亩活动,故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不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也不能反映当时实有的土地数字。第三次是在明中后期万历年间进行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严格,方法得当,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又代表了全省实有的耕地数字。     

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

1958年,农业中学最先诞生于江苏省.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学校数量及在校人数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直到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盲目发展的势头才得以遏制并开始逐步调整.     

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其版式不一,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综合多方面资料,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