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田野三视阈: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例

本文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个案,提出文献分析与田野中的记忆、形胜、文物三视阈相结合,考证研究中古时期州县治城位置的方法。考证指出,唐代静南县必定不在今大足区龙水镇,也不在今大足区三溪镇,应在今大足区西五十里之地,旧称静南坝,即今大足区高升镇太和坝张家坝。乾元元年(758年),昌州初治昌元县,在今荣昌区盘龙狮子坝狮子林会龙桥,历史上又称旧州坝。大历四年(769年)迁移昌元县治到“南凭赤水,北倚长岩”的赖婆村,即今荣昌区河包镇。昌州因大历六年(771年)战乱而废,大历十年(775年)重置,至元和年间,昌州治和昌元县治地记载已不清晰,但至迟到元和八年(813年),昌州治所已经从昌元县改治静南县。到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治从静南县改为大足县。考证过程中发现,由于传世历史文献地理认知上存在里程计算感性、方位坐标僵化、方位指向模糊、简脱衍串明显的“四大不精”,所以,在考证古代州县治地位置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须用田野考察获取的乡土历史记忆、实地山川形胜、周边文物支撑三视阈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校证。     

协同学视角下的村域贫困风险耐受度诊断——以陕西省平利县为例

以陕西省平利县79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建立贫困风险耐受度评价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辨识平利县村域贫困风险因子，评测贫困村风险耐受度，并与贫困发生率进行对比验证。结果显示：自然本底、区位-生产资料、内外助力和生产生活保障等四个贫困风险因子作用方向有所差别；全县贫困风险耐受度处于中下水平；比对贫困风险耐受指数模型与贫困发生率现状，发现二者分布趋势相似性特征明显，未出现异常现象。后续应建立针对性的风险预测和防范机制，适量减少直接性福利供给，激发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提升贫困户风险抵御力和恢复力，构建持续稳定的脱贫-振兴的扶贫新模式，持续监测县域贫困村贫困风险耐受度的时序变动特征。     

锦州为汉代徒河县再考

关于汉代辽西郡徒河县的地望，以往学或将其确定在营州东北，或定为邰集屯汉城址，或定在锦州西北，或定为锦州市。本作通过对大量献记载的考证，结合对锦州汉城遗迹、遗物的实地调查，对上述诸说进行了讨论，认为锦州市区新发现的汉代城址应为汉代辽西郡徒河县的旧址。     

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

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