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补证

与楚墓神系和刘邦所命祀神系比较,《九歌》所祭的十位神灵中,与屈原之实际情况不符的至少有五位,这说明《九歌》这一体系性祭歌并不是屈原的作品。《九歌》与《淮南子》有多处语句相近,从这些相近语句看,《淮南子》影响了《九歌》的创作,《九歌》自然作于《淮南子》之后。在《淮南子》问世和刘向整理《楚辞》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作《九歌》者只有刘安。刘安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九歌》之系列祭歌的复杂性。《九歌》中的谄谀之“妖言”,说明刘安的门客也参与了《九歌》创作。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考论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开始并不想立即制定1954年宪法。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于1952年10月访苏时就中国暂不制定宪法而由《共同纲领》代替问题请教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坚持中国应尽快制定宪法,中国遂转而积极制定宪法,并于1954年颁布。1954年宪法的制定工作是认真的。但由于形势的迅速转变等多种原因,宪法的实施却成了问题。     

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本文立足于刘琨在文学史中承前启后、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以接受和影响为研究方法,通过其与曹操、郭璞、盛唐边塞诗人群体在诗歌风格、诗人气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刘琨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岛夷”还是“鸟夷”--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禹贡篇》商榷

《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其中冀州和扬州之下记载了两处"岛夷"。《禹贡》的内容被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夏本纪》和《汉书·地理志》。《史记·夏本纪》引用《禹贡》时,冀州作"鸟夷",扬州作"岛夷",《汉书·地理志》引用《禹贡》时,冀州、扬州均作"鸟夷"。《史记》和《汉书》都是权威著作,遂引起千年争论。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是当今《尚书》学集大成之作,在处理这一千古悬案时,认为冀州之下作"鸟夷"没错,但是扬州之下应该作"岛夷"。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的根本大局。本文分析了刘先生提出的论据,认为刘先生主张的"扬州岛夷"说是错误的。     

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206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     

《刘桢年谱》的史料价值

《刘桢年谱》是新发现的历史献。刘桢,明末清初河南新郑人,亲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刘桢80岁时自订的这份《年谱》,真实地记录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状况,对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社会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扬州书信”所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出版考略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等人在为刘师培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通过梳理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扬州书信",可以寻觅出其珍贵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