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双山汉墓墓主身份探讨

双山汉墓即甘泉一号墓、二号墓,是扬州地区发现的两座东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关于其墓主身份,学界有不同看法:一号墓墓主,或认为是广陵王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或认为是刘荆的王后;二号墓墓主,或认为是刘荆,或认为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通过对两墓形制、器物的比对,可以确认这是两座东汉早期广陵王侯之墓;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的细微区别来推测,一号墓、二号墓墓主分别应该是广陵侯刘元寿、广陵王刘荆与王后。     

宋代流外官制度初探

宋朝流外官制度承因唐制,但与唐朝已有所不同。流外官是指通过铨选考试补正名的京师诸司吏员,其铨选机关是流外铨,隶于吏部。铨选之法与流内铨选相通,铨选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由官吏直接保引,以私名祗役的亲属、子弟,一是州县诸色役人选补至诸司者。流外官任职后,可依例叙理劳考,循资迁补,甚至出职入流,但需要举主保荐,并通过由皇帝主持的引对,且年龄符合规定,方可出职。流外官制度是宋朝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对宋代官冗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刘少奇的新闻实践与思想

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新闻观点.刘少奇的新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尤其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新时期新闻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隋刘度墓志与杨玄感起义

杨玄感起义是隋朝末年的重大政治事件。隋刘度墓志记载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杨玄感率众举行起义。刘度应募参与镇压,六月十四日在皇宫东与起义军激战时,陷入重围,身没行阵。刘度墓志与以往发现的卞鉴、张寿、张受、郭宠、王弘墓志相互参证,对研究隋末杨玄感起义,具有重要价值。     

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以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为例

明清民国时期,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族有祠、宗有谱的宗族社会,宗族建设所馈留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体现在古墟落、祠堂、民居及文化建设的典籍和艺术珍品等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宗族社会聚落一方、营建一方的一般态势,也折射出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的内在关联。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石鼓文新解》辩

《石鼓文新解》言“将十鼓全文补全、全文注译”,并考证了“石鼓制作年代、作者、书者和埋藏时间”。本文分析论证后指出该书存在如下问题:1、其对制作年代等的考证存在比附史实、证据不足、推测想象等嫌疑;2、其杂糅东坡伪本、宋拓善本校订、补缀石鼓的“填充题式”做法值得商榷,其《鼓文补全》的“学术成果”更有待检验;3、其“按纪事时间先后和轻重缓急”重新排定的“序次”仍需深入考证;4、其注释鼓文也存在“瑕疵”:“六书”术语的运用欠准确;解字释义往往于文献无据,似较主观随意等。因此,“序”文称《石鼓文新解》为“卓有成就的考古专著”、“研究成果较之以往各家,包括马叔平(衡)、郭沫若、唐立庵(兰)先生所著,有较大的突破”等,很值得商榷。     

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