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The Professors' Africa: Economists, the Elections of 1907,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German Imperialism

German economists led by Gustav Schmoller created the KolonialpolitischesAktionskomité (colonial-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duringthe so-called ‘colonial crisis’ of 1906–1907to promote 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 at a time when it wassuffering much scandal and criticism. Widely esteemed and enjoyingthe appearance of non-partisanship, they worked closely withthe government of Bernhard von Bülow during the electionsof 1907, arguing that colonial empire was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indispensable and that its financial burdens were bearable.Straddling a posi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imperialism of manyGerman liberals and the settler colonialism prevalent in conservativeand radical nationalist circles, they helped secure a middleground that enabled the Bülow bloc and developed many ideasfor colonial reform that came into currency during the Dernburgera (1906–1910). Through lecturing, the mass disseminationof relatively high-quality literature, and the demarcation ofthe new academic sub-discipline known as Kolonialwissenschaft(colonial science), a potent complex of liberal-nationalistambitions was fused with a new ‘scientific’ colonialismthat helped redefine and legitimate a German civilizing missionin Africa and forge an imperialist ideology that gained a nationalaudience.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原因的现代化思考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原因：1．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任务与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最终实现了现代化政治领导权力的转变;2．能够按照其制定的彻底改造社会结构的纲领和路线,脚踏实地地深人到农村变革中去,从而为进一步在整体上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3．把传统(民族性)和现代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这说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符合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刘少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之比较

建国前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前途、党的领导地位、中心任务、国营经济的领导成份等重大治国方略上有一致的认识,这是他们从同样的政治理念思考重大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战略实施步骤、对城乡私人经济的具体态度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们各自探索的客观反映。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孙中山与党化教育

党化教育的思想倾向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孙中山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使之变成了一种常规的宣传政策,并落实到学校教育。中山大学的创办即是党化教育的成果。但是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是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以后,并随着北伐的成功,而遍布国民党势力所达地区。其内容因时间和场合而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大致说来,北伐前主要作为国民党的一种宣传政策,向学生和民众宣传党义;而北伐后则主要作为一种教育政策,致力于控制教育权,并把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作为一种常规的教育内容推行于学校。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历史经验

20世纪90年代前后是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未雨绸缪,防范在先,注重增强全党的执政风险意识;加快发展,增强实力,夯实抵御执政风险的物质基础;深化改革,加强调控,重点解决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妥善处理自然界和社会突发事件;练好内功,强身固本,抓好执政党建设这个关键。认真总结这一时期我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宝贵经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对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把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在徘徊中前进时期为伟大转折所做的理论准备

徘徊中前进时期在党史、国史上都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时期。实际上,通过大量的史实可以发现新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向伟大转折的开端离不开这段时期各方面的准备,理论准备就是其中的必要准备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工作重心、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的伟大转折,与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对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民初第一次国会选举竞选活动研究

民初国会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暴力方式的政权角逐.以国民党、共和党为代表的各个政党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竞选方式和竞选策略,其中有暴力、行政作弊等恶性的方式,有舆论斗争、金钱作用等中性的方式,也有公开演说、政党组织、法律诉讼等良性的方式,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具有合法性的选举.民主制度需要深层的现代政治文化为依托,从传统"一元文化"到现代"多元文化"需要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竞选中暴露出的政治文化缺陷预示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道路必定曲折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