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     

把创先争优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当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结合的根据、内容和实现,对于在实践中促进和实现两者的结合,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具有重要意义。创先争优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的根据在于两者本质属性相同、根本目标一致、活动内容交叉和活动功能互动;结合的内容包括总体要求、主要内容、方式方法、组织领导等方面;结合的实现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上来。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党建研究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究党建工作的本质和规律,制定正确的目标任务,寻求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是做好党建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各级党组织重要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文章结合西宁市实际,提出了进一步搞好地方党建研究工作的思路。     

如何提高党政领导干部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

新兴媒体的发展,在丰富信息传播渠道、拓宽传播广度和深度、提高领导效能的同时,也以其强大的功能深刻改变着舆论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环境的更加复杂化,给党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和党的执政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影响。认清当前执政的舆论环境、了解新兴媒体的强大功能、把握新兴媒体传播规律、掌握新兴媒体的操作技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指引小农经济通向现代化的灯塔——中国共产党农民合作经济的四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农民合作经济方面形成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是必由之路的论断,指明了方向,解决了如何根据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的状况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引导农民通向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论断,明确了阶段,解决了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选择什么样的战略阶段推进组织化的问题;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发展及规模经营形式多样化认识的形成,明晰了形式,解决了如何适应国情及农情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推进组织化的问题;以民办、民有、民管、民受益为内核的原则及其相应制度的形成,探明了制度,解决了如何尊重农民意愿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推进组织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相隔10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辛亥革命要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的路没有走通,所以使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复兴中华民族大业的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陈独秀对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影响

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是指从新民学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受其影响的早期党史人物的集合。他们的成长得益于陈独秀的言传身教:从言传方面来说,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逐步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身教方面来说,一方面,陈独秀指导毛泽东等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支持并鼓励毛泽东等在湖南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培养和重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使他们在党内异军突起,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通过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党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日益成熟起来。     

Stiffening Abe: William Pitt Fessenden and the Role of the Broker Politician in the Civil War Congress

The difficult but by no means dys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and Congress remains an understudied aspect of Civil War history. Indeed, it is impossible to arrive at a comprehensive or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Union victory until that relationship is limned more precisely.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U.S. Senator William Pitt Fessenden (1806–69) played a critic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wartime Congress. He did so firstly in his capacities as chair of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and close associate of U.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almon P. Chase and secondly as a public supporter of executive war powers. Although the influential Maine Republican had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incoln administration, his determination to quash the southern rebellion and considerable powers of self‐restraint enabled him to act as an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broker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fractious Republicans on Capitol H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