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     

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墓地人骨研究

通过对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观察、测量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聂村商代晚期墓地所出人骨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中年期,颅骨种族特征与古中原类型的殷墟中小墓(2)组最近似,成年男性居民平均身高为165.41厘米。在聂村商代晚期人骨上还发现筛状眶与多孔性骨肥厚、骨性关节炎等骨骼病理,两性在龋病患齿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中,以"主体"身份看待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青海互助县金禅口遗址发掘简报

2012年7月至9月,为探索麦类作物和外来畜养动物的传播途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镇加塘村的金禅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揭露齐家文化时期房址5座、灰坑15个、墓葬1座和陶窑2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木器等200多件及大量动、植物遗存。本文对其中的典型遗存进行了详细介绍。通过与邻近地区的同类文化遗存进行比照,本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典型器型与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选取炭化植物种子10个样品,小麦、大麦、粟和黍,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进行测年,数据结果的年代范围在2200~1750BC。综合考虑基本上反映了金禅口遗址齐家文化聚落的绝对年代。遗址中出土的众多细石器和大量动物骨骼反映了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而通过对遗址中采集的土样轻浮物进行鉴定,显示碳化农作物种子10163粒,占出土碳化植物种子总数的90.4%,表明采集业是当时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但农业仍是主要的生计方式。由此可见,金禅口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决定了齐家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业模式复杂多样。     

成都博物馆藏东汉陶仙山插座初探

成都及周边地区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有一种明显为仙山造型的陶质插座,倾向于为摇钱树的树座。其整体的三山、平台、洞穴造型及其上较为丰富的人物、羽人、伏羲、女娲、西王母形象应是当时观念中以昆仑、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的表现。将其制作为专门的丧葬用品,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丧葬文化中的神仙信仰成分和超越死亡的升仙愿望,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西南地区流行的摇钱树的主要内涵应与升仙有关。     

成都光华村街唐墓出土琥珀的红外分析

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意识到琥珀的装饰和药用价值,汉代开始从西域引入琥珀,唐代时琥珀已比较常见。我国古代琥珀多为进口琥珀,琥珀产地分析可以反映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国内仅对私人琥珀藏品进行过分析,考古出土琥珀的科技分析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判定成都光华村街低阶官员唐墓出土红色饰品为琥珀;再与若干产地的琥珀开展红外光谱对比,鉴定其产地为波罗的海地区。琥珀经过丝绸之路到达蜀地并为低阶官员所使用,足见唐代琥珀制品的盛行及当时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