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陶器为视角的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发展阶段研究

汉水中游地区以青龙泉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属于石家河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以往被归入此类型的遗存并不单纯,实际上包含了部分属于煤山文化乱石滩类型的遗存.根据青龙泉、七里河、老鸹仓、黄楝树等典型遗址出土的材料,可将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分为早、晚两期.已公布的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     

河北省石家庄市石邑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研究

文章以石邑城遗址2017年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应用种属鉴定、量化统计、年龄结构分析等方法讨论了石邑城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模式;并结合发掘区是手工业区的性质探讨了石邑城遗址先民制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及其特征。     

登封南洼遗址出土的宋代玻璃饰品

2004—2006年,登封南洼遗址出土了风化严重的白色项链2004M18:1,发掘者认为是二里头阶段的白陶(高岭土)制品。为验证此出土文物的成分与制作年代,扫描电镜、XRF成分分析显示为铅基玻璃(PbO-Al2O3·K2O-SiO2)。2004M18出土人骨14C测年结果为北宋。又对该遗址有北宋纪年M26:2耳珰进行测试分析,结果显示亦为铅基玻璃(PbO-Al2O3·SiO2)。白色项链、耳珰的扫描电镜、XRF成分分析结果一致,与14C测年结果也基本吻合,故2004M18出土项链应该是北宋时期的。两座墓葬形制规模相对较小,但均随葬玻璃器皿。这从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玻璃制品随着技术的成熟,其消费群体也开始扩大,玻璃制品消费日益大众化。这种铅基玻璃的出现比文献记载提前了400年左右。     

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考古勘探报告

为深入认识豫西灵宝盆地仰韶文化时期大型遗址的聚落内部情况,2018年3~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进行了系统性考古勘探。本次工作明确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大型聚落遗址,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等,基本搞清了聚落范围、面积、重要遗迹分布、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等,取得了重要成果。     

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

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同莹异穴的合葬陵园。汉景帝陵园南门遗址由东西两座对称的建筑群及中间的门道组成,因其平面形制从陵园园墙到中央门道有三次向外的凸出,所以称为三出阙。阳陵帝陵陵园南阙门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汉乃至中国古代帝陵的门阙制度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的两个问题

四川省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是岷江上游较早发现的石棺葬墓群之一,本文主要简单探讨了其墓葬群的年代与分期,并在此基础上从随葬品的变化来观察这一地区的汉化进程。     

湖北郧县中台子遗址发掘报告

中台子遗址地处鄂西北与四川、陕西的交汇地带。遗址包含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周文化以及唐代遗存,其新石器时期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特征又有江汉地区文化因素,反映出汉水中上游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发展成具有一种区域文化特征的地方文化。其周文化面貌属于楚文化范畴,文化因素乃承袭中原周文化风格发展而来。鄂西北地区是楚文化早期形成的重要区域,随着楚文化势力的不断增强,逐渐向南扩张形成了典型的楚文化。中台子遗址出土的陶豆柄上君市陶文,很有可能是楚国封君官市上的一件流通商品,对于探讨楚国官市职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M2发掘简报

2008年5月10至5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京山博物馆对京山县坪坝镇苏家垄墓地进行了实地踏勘和抢救性发掘,清理残墓一座,出土西周末至春秋初年的曾国青铜器和陶器9件。此墓的发掘更进一步证明了1966年7月出土97件曾国青铜器的地点为墓葬。     

九连墩楚墓出土璧玉、石磬和镶嵌物的科学分析

本文采用X射线衍射技术和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对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璧玉、石磬和镶嵌物进行了物相分析和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璧玉的主要成分为透闪石,石磬的主要成分为方解石。同时对镶嵌物的分析表明当时可能采用的是红铜镶嵌技术。这次分析为九连墩出土文物的复仿制和进一步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Seeds/fruits,pollen and parasite remains as evidence of site function: piazza Garibaldi – Parma (N Italy) in Roman and Mediaeval times

Archaeobotanical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on layers from the site of Piazza Garibaldi in Parma, a town located in the plain of Emilia Romagna, in northern Italy. The layers dated to the 3rd–2nd centuries BC, around the tim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man town, and to the 10th–11th centuries AD.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site was a sacred area in Roman times, while it was a market square in Mediaeval times. Data from pollen and seeds/fruits were useful for both palaeoenvironmental and palaeoethnobotanical reconstructions, and together with NPPs including parasite remains contributed to add detail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site in the different chronological ph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