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考

本文综合研究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认为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应由河道之上的水闸门、汴河南北两岸的陆行门,以及南北拐子城所组成。拐子城,系直门两重,是为了保卫上善与通津两座陆行门和汴河漕运而建,在北宋末年抗击金人的东京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制的那座城门,即为汴河南岸的上善门     

河南巩义市夹津口隋墓清理简报

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成就。巩义市夹津口墓葬所出隋代白瓷烧造技术已经成熟,胎质大多洁白细腻,釉色白,积釉处泛青,并且装饰以红彩,为以后釉下彩成功烧制奠定了基础。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现状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丰富的考古材料和科研成果。本文尝试概括1949年以来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进行一个研究历程的文献综述。就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考察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试图了解当前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现状、特点,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议和展望。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家与史学

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以抗敌御侮为学术主旨,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面向大众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展开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其学术活动在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也使史学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荀悦考察历史的方法

东汉后期著名史学家荀悦的著作《汉纪》和《申鉴》中包含着卓越的史识。这主要表现他把历史看成是发展的,各种制度应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统治者必须随时而变,随机应变。他认为考察历史问题应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将不同的政治主张置于具体历史时空中探讨。他既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从多角度加以探讨,又能考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分析其内在联系。他看到事物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主张通过比较把握事物的共性与个性,认为考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朦胧地意识到事物内部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人物评价中注意分析其两重性。荀悦的史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城邦发生的重大事件——赫尔墨斯神像案。在案件真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修氏将案件和由此案牵扯出的亚西比德渎神案置于雅典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作考察,表述了自己的认识。他的认识反映出从特殊(案件具体内容)到一般(案件性质的判断),又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修氏对此两案的记载,表明史料能成为史家的证据,史实能被认识最终取决于史家独立的历史思维。这种史学思想的自主性是修氏史学理论的最深刻之处。     

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

文章对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西方边疆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冷战期间的边疆理论所反映的是这一历史阶段国家对自身利益界限的理解和认识,其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世界形势变化的结果。     

近代以来新疆艺术述论(1840-1999)

本文把近代以来新疆艺术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对各艺术种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认为新疆艺术和中国政治社会变化密切相关,各阶段的新疆艺术既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深刻地体现着其独具的传统特点;虽然新疆艺术受东、西方文化和艺术潮流的影响,但是此期中国内地艺术的影响深刻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