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都市圈城市创新能级体系比较

大都市圈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是国际创新的主要支点。我国三大都市圈在我国创新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我国三大都市经济圈内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对三大都市圈的创新能级体系进行了比较,并应用重力模型,对中心城市创新引力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了三大都市圈内部城市的创新联系。     

水环境变迁与徐州城市兴衰研究

水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严重水灾可能会酿成"城毁人亡"的悲局。历史上徐州饱受水灾之苦,特别是黄河决口南徙打乱了原本水系,使得境内水灾频仍,经济和社会发展受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市的衰落。但另一方面,沂、沭、泗以及故黄河所带来的便利灌溉条件则促进了境内古代农业生产;而运河开凿又使徐州处于全国重要的水运枢纽位置,因此带来商贸繁荣、工业发展、人口集聚和城市兴盛。本文在对历史上徐州水系变迁、尤其是水灾频发及其产生原因作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境内水环境变化对徐州城市兴衰主要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①黄河对徐州水系变迁和城市兴衰影响巨大,直接时间持续近700年;②良好的水环境对历史上徐州境内工农业生产、商品贸易和城市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城市的繁荣兴旺与农田水利的风调雨顺、水上运输的川流不息往往处于同一个时期;③建国后徐州境内水系得到逐步治理与恢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京杭运河(徐州段)实现全年通航后,其城市发展的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为打造山水生态园林城市提供了良好条件。     

基于物流企业网络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代表性学者Taylor等提出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以中国主要物流企业总部及分公司的分布数据为基础,生成国内物流企业网络,并从物流企业网络中各城市网络连接度、网络总体形态结构和三大城市群网络格局比较三方面分析解读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发现了中国城市网络节点城市连接度层次分布情况,城际网络联系强度分等,以及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巨型城市群内外部网络格局差异等结构现象,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研究做出了有效尝试。     

社会网络的空间化:以深圳传媒产业为例的社会地理网络研究

经济社会学对于经济活动所根植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揭示,引发了网络思想的普遍关注。本文从经济社会学与文化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探讨如何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将文化经济活动的地域关系网络可视化,提出"社会地理网络"的概念。论文以深圳传媒产业"大事记"作为数据来源,详细叙述了如何将影响深圳传媒产业发展历程的社会地理关系网络可视化的方法,揭示了传媒产业"社会地理网络"的存在;初步说明了社会地理网络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政策含义。     

包容性发展棱锥模型:后现代视阈下旅游房地产发展新维度

旅游地产是旅游开发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缎带"行"到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提供"吃、住、娱、购"以及可意象的"游"赏空间。作为闲暇经济主体的旅游地产发展正面临产业转型与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从后现代旅游地产开发理念的视角,结合永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概念,构建出包容性发展棱锥模型及其应遵循的底一图关系等6点原则,以弥补现代旅游地产开发在产业发展模式和空间资源利用规划与设计等的不足。中国后现代旅游地产发展新维度:严格"三区四线"的空间管制:应用HST-TOD一体化立体综合开发模式;倡导JHTSD极大化及优化房地产市场法制环境。     

基于遥感影像及在线房租数据的城市内部贫困空间测度研究——以广州市内城核心区为例

学界以社会经济指标（人口普查、问卷调查等）为主导测度城市内部贫困空间,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普查数据周期长、贫困群体社会经济数据可获得性低,如何制定全覆盖、多方位、易获取的测度指标是该项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尝试使用遥感影像、在线房租等公众可获取的数据,采用FETEX2.0、WEKA等软件,利用三个指标（土地覆盖指数、复杂度、单位房租）建构基于大数据的贫困指数,测度广州市内城核心区718个居委会的贫困得分。再将测度结果与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度的贫困空间对比分析,探究两种测度方法的区别和适用性。结果显示：①两者的测度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尤其对前5%最贫困的居委会具有较高重合度;②本文建构的大数据贫困指数对城中村、传统工业区等典型贫困空间识别效果更好。本研究使用易获取、更新周期短的数据,有利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实时监测,对引导精准分配扶贫资源、有效实施贫困社区更新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广州五眼桥涌地区河涌环境演化研究——基于人类活动变迁的微观视角

在河口三角洲地区,河流是与人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元素。本研究选取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区的广州市五眼桥涌地区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查、标图和深度访谈,结合相关的统计资料和历史文献,解析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珠江三角洲河涌环境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并分析了人-河关系的演进。研究发现案例地的河涌环境在地貌形态和水环境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城市河涌环境演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生产层面和个人生活层面的人类活动变迁。案例地人与河涌关系的演进经历了亲密和谐、对立隔离、重塑改善三个阶段。     

解析信息社会流动空间的概念、属性与特征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革命,围绕信息而产生的概念被广泛纳入到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研究框架中。流动空间是全球化进程中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信息技术、经济和空间的共同作用改变了传统的时间、空间和距离的概念,产生了全新的流动空间场。为了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更好地理解与应用流动空间这一概念,在把握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流动空间的概念,认为其具有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二元属性,提出流动空间具有流动性、共享性、高时效性、空间弹性和高级网络性五大特征。在信息时代,对于流动空间的概念、属性与特征的研究强调了流动空间作为区别地方空间的一种新空间形式的内涵,突显出信息技术改变我们居住、生活空间的同时,将使我们主动地迎接空间转变的挑战。     

Citizenship,the Nation and the Race: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System, 1912–1931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na’s attemp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use the negotiations abou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trol system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hina had a content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trol system from its cre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of 1912 through the League of Nations opium control system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ed to gain acceptance for China as a modern state no longer in need of tutelag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y also wanted to portray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modern race as a way of undermining colonial opium monopolies, which made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their profits from sales to Overseas Chinese. While they were not fully successful in either of these efforts, China did manage to win some support, 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o closer agreement with China’s positions. Enga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lso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China’s domestic opium politics and its broade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jor powers.     

上海大都市区物联网产业集聚与空间演化

新兴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对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有直接的影响,厘清新兴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区位选择规律对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分析了上海市物联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结果发现初创期物联网企业在郊区集聚,随后向郊区其他区域扩散,并呈现出从单极向多极集聚转变的空间演化进程。通过构建负二项回归探究上海物联网企业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和企业集聚效应对企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在产业发展初创期,企业区位选择受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影响,其中制度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随后的兴起期,产业集聚效应对新企业的入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