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

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表面上看较为复杂,但实际上仍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卜辞基本守兆,在卜兆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卜辞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相关卜兆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卜甲上卜辞条数的多寡、卜甲上可供刻字的空间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卜辞的行款。了解、掌握花园庄东地卜辞行款与卜兆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卜辞与其它非王卜辞的行款规律,对深入探讨商代后期的占卜制度也有裨益。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五代至元西安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

本文在占有详实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城市历史地理学方法,分析了五代至元时期与西安城(新城)督建者韩建有关的两个问题,探讨了此时期西安城的城垣范围及其建制特点,并揭示出西安城城墙、城门和城角的具体特征,从而全面地揭示了五代至元西安城垣的面貌。     

Bureaucratic Leverage over Policy Choice: Explaining the Dynamics of State-Level Reforms in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While state governments have enjoyed greater control over regulating local telephone service providers since 1984, movement toward efficiency-based policy reform (e.g., adoption of competitive markets) has proceeded slowly. We investigate this pattern by addressing how the degree of policy discretion held by state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s (PUCs) affects reform of local telephone exchange regulation. Using precise measures of both PUC discretion and state policy changes over time, we find that states with "stronger" PUCs (more policymaking authority)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move toward efficiency-based policy regimes and away from traditional rate-of-return regimes. Greater PUC discretion systematically related to state adoption of efficiency-based reforms over time suggests that regulators are using updated information about policy impacts to inform their policymaking activities. Our findings contradict a common presumption that regulatory bureaucracies are simply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increase their control over policymaking. Instead, state PUCs are a key sour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eform in the states.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萌芽、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和初步发展时期(1954-1957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6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受严重破坏时期(1966-1976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完善时期(1976年至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的选择。同时,它又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密不可分。     

论20世纪初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确立

20世纪初英国逐步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是这一制度建立的根本原因;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是其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立法逐步形成了涉及到养老、失业、医疗、儿童等方面比较完善的福利体系,标志着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确立.它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史上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述论

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随着家庭承包经营的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迅速瓦解,覆盖率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90%下降到1985年的5%。9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努力恢复合作医疗,但重建工作一再受挫。农民自费医疗的境况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03年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台,这是又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几年来的试点和推广实践证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符合我国的实际,对保障农民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需要各方力量的整合,任重而道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婚姻制度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南区由于长期受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各种陋俗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后,中南区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经过调查试验、宣传发动和总结表彰,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新型婚姻制度,形成了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社会新风尚,从而促进了中南区整体性的社会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