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清晰的脉络和明确的成果。在新时期中共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四个重大关头,思想解放形成了三次“大潮”和若干个“次大潮”。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成果。     

"每欲追风去,甘为汗漫游"——试论陶澍和魏源

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泮,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陶澍事业的成功,有魏源参赞谋划之力;魏源思想的成熟,则有陶澍提携培养之功.     

日伪时期的南京英美侨民及其活动

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后,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基于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对继续留驻在南京的英美侨民,采取表面的礼遇、利用与事实上的限制、打击的两面态度与两手政策;而英美侨民则在艰难的条件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南京抗战史与中国抗战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与特点.这段过去被长期忽视的抗战史内容,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

“良妻贤母”曾经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时的中国也曾受其影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然而,近代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中国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日本的“良妻贤母”与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关东州会制研究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旅大地区建立了关东州殖民地。会是关东州最基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日本殖民政府对关东州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会来进行的。但关东州的会只是一种行政上的辅助机关。1925年6月20日,日本政府以第238号敕令的形式公布《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以后又不断强化,确保其殖民统治的需要。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概述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之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其中包括许多《论语》残简。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白文版本,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论语》的西汉抄本原件,是《论语》出土文献的代表。学者们通过对此简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尉迟寺出土陶鬶的启示

史前陶鬶发展的主流看法是起源于海岱地区,然后向周围传播。但是,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鬶现象给这种观点带来了难解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尉迟寺出土陶鬶的验证,再次肯定了陶鬶应该发源于太湖地区。并且,尉迟寺遗址也是陶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区域,为陶鬶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襄樊邓城区域楚墓地考析

襄樊邓城区域是楚文化遗存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1971年以来先后发掘了四处楚文化遗址和八处楚文化墓地,并出土了大量的楚文化遗物,其时代可分为春秋早、中、晚期和战国早、中、晚期。本文对该区楚墓地的分布、特点、性质、墓主人身份和与邓城遗址及周围遗址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