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城市地貌与地名相关性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以兰州市为例,使用ASTER 30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提取了兰州市周边所有地名信息;通过收集、整理地名,主要地名类型有:滩、坪、台、山、沟、湾、屲(洼)、岭、岘、梁、岗、咀等;通过地名与地貌分析,发现兰州地名命名及分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兰州市的地形地貌,且兰州地名类型的分布随高程呈现出一定规律;每一高程面上的地名数量与该高程面上兰州市的面积变化并没形成对应关系,在1800-1900 m、2100-2800 m高程,地名数量与面积对应较好;通过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地名命名系统和地貌之间的关系,说明在我国文化地理及自然地理等学科的发展中具有融合现象。     

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

本文首先探讨了西方社会对乡村认知转型的基本思潮,其演进脉络经历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了从主体和功能两个维度进行乡村认知的基本框架,并从历史视角对中国乡村的认知变迁进行了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乡村的认知大致经历了牺牲型乡村和追赶型乡村两个阶段,直至城乡统筹的概念提出,才有一定的改变。本文提出了当前中国乡村的三重价值——乡村的农业价值、乡村的腹地价值和乡村的家园价值。基于这样的多元价值,尝试性地提出了"乡村复兴"的概念框架。     

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基于地方依恋的视角

旅游景区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是影响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直接影响旅游地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分析社区居民地方依恋、遗产价值认知与他们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关系,研究发现:①社区居民认为景区开发企业应对股东、游客、员工、遗产和政府承担责任,特别是要对周边环境与社区居民负责;②地方依恋感和遗产价值认知较强的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预期;③地方依恋通过加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深化其对景区开发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感知。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基于“主体功能”的新型村镇建设模式优选及聚落体系重构——藉由“图底关系理论”的探索

新型村镇建设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分别针对我国当前阶段乡村发展、国土开发的重要空间调控手段,基于主体功能思维而对聚落体系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类指导应该作为促进乡村聚落有序发展的重要思维。论文借助于图底关系理论,将主体功能区作为"均质面集"的发展意图转译到县级单元内"异质面集"的主导土地用途区,并进一步聚焦到"点集"乃至"点"层面的村镇聚落体系组织与聚落建设,总结了三类主体功能区的7种主导新型村镇建设模式及对应的空间优化目标,拓展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县级以下尺度的规划指导价值,实现了不同尺度空间规划的法则演绎,为主体功能区格局下我国县域尺度的村镇聚落功能优化与体系重构提供一种思路。     

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流动商贩是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正规商业不相同。本文以正规商业和流动商贩的引力可达性指数,比较两者在同一区位的可达性差异,依此将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些类型在空间上呈同心圆、扇形与多核心相结合的分布模式。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发现以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为代表的社会力、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和具有不同监管强度的政府力均对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显著影响。     

空间联系视角的沈阳市多中心城市结构研究

以沈阳市为研究案例,借鉴国际著名团队POLYNET的研究经验并加以改良,进行了空间联系视角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实证分析。分别从人口密度分布、就业-居住空间联系网络与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三个维度来识别沈阳市的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综合分析这些"中心"得出四点结论:①城市核心区就业与居住中心构成十字交叉的内循环结构;②浑南新区次中心特征颇具雏形;③外围人口中心、就业中心与产业中心错位发展;④沈阳市呈现不均衡的多中心结构特征。     

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分析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对策

研究导致世界遗产"濒危"的威胁因素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对全球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定量统计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濒危因素还包括城市发展压力、不合适的维修/重建等;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因素则还包括非法偷猎、捕捞,以及林业采伐、农业种植、放牧等农林生产活动等。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首要威胁因素是旅游发展压力,管理问题、城市发展压力、水利工程建设等也较为突出。提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建议:明确遗产旅游价值取向,加强高峰期游客管理,控制旅游设施建设规模;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探索世界遗产管理的新体系、新思路;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积极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破坏;严格控制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     

抗战时期中国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对内地经济的影响

抗战初期,我国沿海沿江地区民族工业大举内迁,起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40年夏基本结束,在后方形成八个新工业区。沿海沿江地区的民族工业大举内迁,建设后方工业基地,写下了抗战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由佘祥林“杀妻”案所引发的思考

当前对《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已纳入立法规划,结合佘祥林“杀妻”一案,针对目前国家赔偿法中有关国家侵权赔偿的范围仅包括实际的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本文提出应扩大国家侵权赔偿的范围,将国家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之列,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国家侵权赔偿制度,才能真正满足构建法制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