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北边的"关市"

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联系着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战争中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后汉书》所谓"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说明"关市"的作用,是边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通关市",是汉代北边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除此正当途径外,北边贸易还有非正常乃至非法的形式。     

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

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渠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渠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渠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     

安徽巢湖放王岗出土西汉漆器漆膜测试分析

为了解放王岗出土漆器的髹漆技术,采用了漆膜切片技术、X射线衍射粉末法、傅立叶红外光谱法和显微镜等分析方法对漆器残片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的漆膜包含1～3层髹漆层,一些漆膜中存在着漆灰层;采用了HgS作为漆膜的红色呈色颜料;可能采用了混合大漆和其它有机物的漆料;特别是漆膜中发现了含量约在5%左右的石英颗粒,其成因和作用值得现代漆器业去研究。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宋代官员墓葬相关问题刍议

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与前代相比,宋代墓葬体现的等级制度并不明显,而官员墓葬似恰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原本应当尊奉制度、为民表率的官员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官员并未向下传递上层的丧葬文化,反而被出身之地或归葬之所的富裕平民阶层同化.由此使其地下墓葬部分呈现出“地方化”的特征.而这一情形,所反映的可能是两宋时期,民间经济力量...     

道教性命双修的文化精神特质与汉代养生画像石刻

养生汉画像石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达着“下根”之人对于道教义理的认识和选择。以往相关研究多流于图像内容的阐释,着力点在于将该类画像还原成文献,缺乏对图像形式背后所隐藏观念意味的关注,未曾从道教房中养生思想对汉画观念浸润的层面作深入考察。房中养生画像石刻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道教养生观念的诠释和图解,它的出现,与汉代特殊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巫山乌鸡沟墓地2003年度发掘简报

乌鸡沟墓地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城西南约十余里的乌鸡沟一组,是一处汉代中小型墓地。2003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对其中8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文物,为研究该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了一批新材料。     

东汉镇墓文考述

镇墓文是指东汉中后期出现的用朱砂写在镇墓陶瓶陶罐上的解殃文辞,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为地下死者解适祛过,免再受罚作之苦;同时也是为了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对东汉镇墓文的数量、著录、内容、功能、书体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