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机构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层面均设置了一些边政管理机构,有利于具体边政措施之贯彻。这些机构呈现以下特点:具有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机构之性质;中央层面的管理机构设置较多且相对全面;地方层面的边政机构,隶属系统不一,虽按近代理念设置,但无统一的长期规划,也非决策或执行机构,属于研究性质;存在着传统政治习惯和近代民主共和理念共同作用于边疆治理实践的二元化特色。南京国民政府之边政机构,还有明显缺失:中央层面的边政机构与地方层面的边政机构联系脱节;边政机构之统合能力较弱,导致其权威及功效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政制本身与其边疆认识之缺失等因,是上述弊端产生的根源所在。     

协同政府：背景、内涵与特征

行政环境和行政生态的变化导致了协同政府模式的产生。协同政府主要强调政府系统内部和政府系统与外界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作为一种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协同政府是具有强大公共事务治理能力的强政府,是能够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是具备现代信息技术的电子政府,是具有协同精神的合作政府。     

论民间组织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

本文针对民间组织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问题,从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一是阐释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和模式,认为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就是把部分政府职能回归于社会;二是分析了民间组织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认为民间组织是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载体;三是对民间组织从多个方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民国时期的宁苏纠纷与省界调整(1927—1936)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与滞留市内的江苏省发生严重利益冲突。市方为解决问题提出扩大市区、重划省市界线,由此引发涉及划界之江宁县民的强烈抵制,使得双方原本单纯的行政和经济利益博弈因掺杂勘分省界更加复杂。双方厘清市权和扩大市区的过程一波三折,国民政府作为居中调停者的态度亦多次反复。整个事件的动态变迁过程,不仅凸显了近代以来地方主义兴起后地方纠纷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国民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化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及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特点。     

退出印度前夕的英国殖民者与印度王公的消失

殖民地印度时期,在南亚次大陆上分布着560多个土邦。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背弃了以往保守党的土邦政策,采取了理论上继续支持王公、现实中则背弃王公的两面性政策。代表英王的副王和政治部支持王公拥有成立自治领的权力,试图以此为筹码为王公的未来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其真实态度则是鼓励宗主国从土邦撤离,要求王公加入未来的新政府。在印巴分治的前夜,英属印度政府成立土邦部,出台《加入协定》,采取了威逼利诱的两手策略。宗主国的政策转变、政策的两面性、对土邦态度的暖昧性和土邦策略的两手性使王公被迫加入了新成立的自治领,致使印度王公消失。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recognition: Kurdish nation-building and commemoration in the post-Saddam era

This article explores genocide recognition politics (GRP)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Saddam Hussein’s Anfal campaign (1988) against the Kurdish population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KRI). In the context of a pending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in the KRI,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GRP in relation to secession, nation-building and commemora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rivers in the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tudy zeroes in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enocide recognition claims via diaspora lobbying and the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in Iraq (KRG)’s bureaux of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The results are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work conducted with KRG representatives, diaspora entrepreneu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between 2012 and 2016 in Europe and Iraqi Kurdistan. The KRG’s genocide recognition claims are not explicitly associated with secession, but instead are employed to legitimize local rule by referencing collective trauma and shared victimhood. In this way, Anfal – as the ‘chosen trauma’ – has become a component of (local) nation-building mechanisms. Nevertheless, recognition claims can become instrumentalized for secession so long as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the region become favourable to Kurdish independence. In the diaspora context, GRP serve to establish a link to homeland through commemoration practices, but they also provide greater space for lobbying and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ing.     

论民国地方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历史命运--以江西省农业院为中心

江西省农业院是1934年3月设立的一个全省性的农业技术改进和推广机构,在其存在的15年历史中,从许多方面对江西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作支撑,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种种努力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去伪存真:50年来中国史学家笔下变化着的白朗起义

爆发于1911~1914年间的白朗起义是民国时期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国近代史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土匪的研究历史悠久,对白朗起义的研究也有特别的兴趣。距离白朗起义失败已经90多年了,在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的眼中,对白朗起义的评价和中国这9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史一样,饱经岁月的沧桑。笔者在此文中将回顾这些变化,由此窥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煤矿事业经营的典型——以建设委员会与淮南煤矿为例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事业的经营均不甚理想,然而20世纪30年代,在安徽北部怀远、凤台与寿县三县交界处,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自主开发经营的淮南煤矿,经营管理却颇为良好,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建设委员会经营首都电厂与戚墅堰电厂所需燃料和京沪杭一带出现能源供应紧张的必然结果。建设委员会通过对淮南煤矿6年的精心经营,使其成为抗战前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矿。淮南煤矿的开发与经营,使20世纪30年代京沪杭一带能源供应紧张的形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尤其重要和明显的是,它使安徽中北部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直接促成了皖北一个新的工业城市——淮南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