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种”与他邦之间:杨成志对越南民俗的考察及其方法论启示

20世纪20年代末,杨成志赴滇开展民族调查,往返途中在越南停留月余,收集了不少关于越南的文字、实物与影像材料。此后他根据相关材料撰文对越南社会、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总体性介绍,成为首位研究越南的中国人类学家。这不仅是中国人类学、民俗学的一笔学术积累,亦彰显出杨成志的家国情怀与其越南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迄今仍对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深具借鉴价值。     

杨龙友死因再探

杨龙友是明末清初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由于多种因素,他的死亡原因在学界颇有争议,一说是在福建浦城降清被戮,一说在福建建阳,王毅《再说杨龙友》(1993年《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即持杨龙友在福建浦城降清被戮说。笔者经多年考证和对杨龙友当年练兵、战斗的地方走访,收集到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资料证明:杨龙友不是降清被戮,而是抗清不屈,于1646年8月25日在福建建阳水东的三桂里就义。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历史文化名城凤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文章分析了历史文化名城凤阳旅游资源的特点,对其旅游资源的价值和开发条件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并提出了开发利用的对策.     

杨增新和杨缵绪对新疆财政问题的争论——兼谈新疆各民族的经济负担

杨增新和杨缵绪在新疆财政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反映了政见不同,更折射出北洋政府与新疆地方统治者在如何看待和治理多民族边疆地区主导思想上的差异和矛盾,反映了他们对新疆复杂社会的了解深度和对各族人民的根本态度。     

《春秋谷梁传注疏》例法研究

范宁集解《谷梁传》时商定了三种例法:传例、注例、略例。"传例"是范宁归纳《谷梁传》传释《春秋》的原文,绝大多数保存在注文中;"注例"是范宁归纳《春秋》经文,以作为注解《谷梁传》的指导,处于经文之后;"略例"是范宁根据《春秋》同类纪事经文而总结的例法,被杨士勋散入义疏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传例"被杨士勋"散入注疏中"有二不妥:一是仅指出"传例"一种,而忽视"注例、略例";二是"散入疏中"者不是"传例"而是"略例"。另外,杨士勋在义疏范宁集解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解释例法的名词和术语。可见,范宁、杨士勋对《春秋谷梁传注疏》的例法总结和研究作了开创性贡献。     

施邦曜评点《阳明先生集要》及其价值

施邦曜与王阳明有深刻的牵连,施邦曜所编《阳明先生集要》不仅传播了王学,且体现了施本在评点上的意义及其价值,建立了新的诠释体系,创新评点内容的运用机制,意义非凡。     

圆明园新证——乾隆朝圆明园全图的发现与研究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1704号圆明园地盘图是迄今仅见的唯一一张完整记录乾隆朝圆明园盛况的绝世孤本,也是现存圆明园图档中绘制年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表现内容最丰富、记载变化最全面的国宝级珍贵档案。该图极有可能是清代著名样式雷家族的第三代传人——雷声澂执掌清宫样式房楠木作事务之时,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前后绘制的圆明园本部平面。此后该图一直作为档案图纸使用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几乎囊括了一部全盛时期圆明园的变迁史,是研究圆明园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发展变化的最权威、最完整的档案记录。     

论中国哲学人生

阴阳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观念,中国哲学人生的三大流派,即渊源于阴阳观念。法家的人生哲学,强调个人奋斗,自我扩张,以坚强的毅力与意志,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便是法家哲学人生的真实写照。道家的哲学人生,以阴柔为主,强调因循自然,清静无为,不要追名逐利,不汲汲于富贵,人生的目的是逍遥与自在。儒家的哲学人生,以阴阳协调,刚柔并济为重,讲究中庸之道,强调以仁爱与礼节,完善自我,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从而成为中国人生哲学的正宗,对中国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根据历史的实例,对中国三派的哲学人生作出具体的分析     

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兼论隋炀帝对地理学的贡献

隋炀帝大业年间编纂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部大型地理图书。前后参与其事的编纂《区宇图志》者近50人,现在可考者约10人。隋炀帝时,《区宇图志》多次重修,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修撰者的文体繁复,二是体例失当,三是修撰者狭隘的民族观、区域观念。而隋炀帝时编纂多种地理图书的条件之一,是隋朝对全国各地吏治、民情、风俗、物产的调查。其直接原因,则是隋炀帝的文化素养,以及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即地理图书作为国家征收赋税土贡的根据,以地理图书来记载其统一华戎的功业、以地理图书归美隋炀帝的政治目的。隋炀帝对地理学有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