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客人”：印度加尔各答客家人认同的重塑

从奥兰多·帕特森的种族定义入手,探讨加尔各答客家人种族认同的构成,就加尔各答客家人而言,有三个因素对确立和维持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即国家和民族政治、不同种族从事不同职业的分层制经济和东道国以“洁”与“不洁”之间的象征性对立为基础的宗教制度。种族、种姓、语言和宗教是维持种族认同的几个重要因素。种族认同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由于职业、教育和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客家人其认同轨道会截然不同。     

文化认同的传承与创新：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研究

作为对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从文化认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在南亚唯一唐人街及华人社区生活的加尔各答华人多元化宗教信仰。通过对其宗教信仰中“中国传承”和“住地创新”两方面内容的归纳分析,揭示出在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内,独特的中国及印度元素兼备的华人多元化身份特征及文化认同。     

网络、国家与亚洲地域秩序：华人研究之批判性反思

以华人网络、国家和亚洲地域秩序为切入点,分析和反思了海外华人研究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探讨了华人网络与市场、社会与国家、地方化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解构和重估了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的历史性、空间化、制度性和局限性,华人网络在与国家和市场的频密互动中发挥作用,并在这一进程中调适自身的机制和功能。     

美国华人餐饮业及其文化认同

通过对1965年前后两个阶段美国中餐业的变迁,蒙特利尔公园市中餐业的兴起及影响,圣盖博谷地区中餐业更深刻、更广泛变化的阐述,本文分析了新一代华人移民在多元文化背景和与主流社会的磨合中,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包括饮食习惯在内的文化认同。     

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体的建立

从史学的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史料、方法、理论三个层面对马新中文源流“华人学”主体性建构可能性的探讨,得出结论,由于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严重不足和匮乏,马新“华人学”的未来,只有在史料的发掘和解读的基础上,方能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方法和理论。     

当前浙江华侨回国定居现象探析

针对近年来移民回流现象,用抽样调查的定量方法,对回浙定居华侨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影响华侨回国定居的经济、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了恢复国内户口,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     

印尼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初探

以田野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生活习俗,以及华人社团的宗旨及活动等方面分析探讨了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印尼棉兰华人族群目前已处于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中,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缓慢渐进的社会过程。这种融入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行为,是双向的、群体性的运动,其程度和速度受时空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山东危山西汉墓出土陶器彩绘颜料研究

为研究山东危山西汉墓出土彩绘陶器颜料成分,采用偏光显微镜、显微拉曼光谱仪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危山汉墓陶器彩绘颜料有朱砂、铅丹、中国紫(汉紫BaCuSi2O6)、铁红、铁黑、白土等。中国紫颜料首次在山东省的发现,扩大了该颜料的使用区域,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另外,还在紫色颜料中分析出了BaCu2Si2O7蓝色晶体,这是继中国蓝中国紫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及苏联“党军”体制影响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积极倡行“党在国上”、“党在军上”的政治制度,在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代,即仿效苏联红军实施以党代表为中心、以政治部为具体实践单位、辅以自上而下建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1925年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这一体制在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军队内基本保留。因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随着“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试图控制军队的国民党,却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军干政”、“军强党弱”现象,成为此后影响民国政治走向的一大因素。     

Where i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 moving project

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have sought to mobilise regional support by identifying with the national agenda of regional preferences. There have been changing contestations appealing to north, south, center, west and east. By analysing these moving identities, one can escape a misleading homogenisation of actual multi‐strandednes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ongoing political struggles using conflicting nationalisms on behalf of diverse political agendas, some more war‐prone than 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