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彝尊《词综》的文献价值

朱彝尊编纂的《词综》是清代影响最大的词选本。朱彝尊《词综·发凡》以及汪森等人的序文,详细介绍了《词综》的版本来源、编纂体例和校勘考订内容,具有词籍版本目录学价值,成为清人整理词籍的重要参考文献,从而在词籍整理成为专门学术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

对中国人种起源的探讨,是20世纪上半期广泛关注的话题,经历了一个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过程.这一转变,考古发现是个重要原因,但其中蕴含了一点民族情感,二者共同促成了"土著说"的确立.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西来说"与"土著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中出现的民族溯源,其发生与变化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曲折发展.     

德国中国移民的历史演变及类别构成

利用统计方法,分析了中国人移民德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及其发展;阐述了中国成为德国的前十大外国人输入国的原因和在德中国人的组成类别。得出结论,中国人在德国的移民发展总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学生和青少年是增长幅度最大的群体;中国人移民德国的迁徙明显受到中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和相互交流往来的影响。     

唐顺宗被杀说考辨

唐顺宗被杀之说由来已久,它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三条：1．《辛公平上仙》;2．《武陵书怀五十韵》;3．当时宫廷斗争残酷及李氏父子关系不融洽。经考辨,《辛公平上仙》非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所撰,其主旨也不是影射,而是箴戒;《武陵书怀五十韵》所引项籍杀义帝之史实,不是影射顺宗被杀,而是隐喻宪宗杀害王叔文;当时宫廷斗争主要在太子集团与王叔文集团之间进行,且顺宗始终是站在太子一边,应天顺人,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由此可见,唐顺宗被杀说的三条证据是站不住脚的,此说难以成立。     

试论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泰沂山北侧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典型遗址的分析入手,进而对该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年代、区域特征、与周围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具体的分期及类型划分意见。     

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

跨地方对话是地方内外系统交流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理解地方意义的重要视角,对地方的建构和再造有独特作用。贵州石门坎大花苗(族)借助基督教会的进入,启动跨地方对话,通过西方生产技术和处世价值观的吸收及民族文化符号的重构,实现民族认同的重生,达成了民族崛起。大花苗(族)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地方话语权的获得及主体地位的体现,促使其民族"自我赋权",实现地方意义的重塑。以贵州石门坎为案例,结合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跨地方对话对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意义重构的作用,以期丰富跨地方的学术研究内涵、启迪少数民族文化觉醒,有助于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并应对越加剧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城市化与容忍度——域外争鸣与本土启示

城市化水平的发展是否会提升城市居民对对外来移民的容忍度, 这对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一方面, 经典理论考察了城市化水平和地方区域特征对众多外来目标群体的一般态度, 认为从多元化与异质性的角度上, 城市居民比起乡村居民更加开明与宽容;另一方面, 群体边界的视角却持一种相反的观点, 他们认为对城市化中群体边界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会加剧对外来者的歧视。这些争鸣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着重要的启示。     

西安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群体参照影响与自我价值判断

选择本土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参照群体影响为外界变量,以自我感知价值为内部判断变量,将二者关联绿色出行意愿,意欲明晰是外部群体影响还是自我价值判断最终主导了人们的绿色出行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信息性影响与规范性影响）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功能性感知价值与社会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情感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绿色出行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影响与居民绿色出行意愿之间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过程。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

1999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墓葬56座,出土大批铜、石、陶、骨、金器等。墓葬形制可分竖穴土坑、洞室、偏洞室三种,绝大多数存在殉牲现象。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墓地与岱海、鄂尔多斯地区的同时期考古遗存既有共性,又有一定区别。墓地居民可能从事一种较为发达的游牧经济。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