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云阳乔家院子遗址唐宋时期遗存

重庆市云阳乔家院子遗址是三峡库区需要抢救发掘的重要遗址之一。本着重报道了该遗址第四次发掘的唐宋时期遗存,其中以唐代瓷器和建筑材料为主。特别是瓷器,其形制与釉色兼具当地和北方地区特色,既反映了当时该地区的制瓷水平,也反映出大一统化面貌下的地区化交流。大量的唐代遗存证明,乔家院子遗址在这个时期是一个较大村落,对于当时的村镇聚落考古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试论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万州中坝子遗址是三峡地区一处以商周时期化为主的重要遗存。经过近年来的发掘,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灰坑、墓葬、水田等多处遗迹现象,同时获得一大批陶、石、骨、铜器等遗物。根据陶器组合及型式变化和地层关系,本将中坝子遗址商周时期化遗存分为二期四段。通过对比,其年代与鄂西地区的中堡岛三期类型、川西地区的三星堆二期化大致相当。另外,因中坝子遗址位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对该遗址的研究也为探索早期巴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盘龙城与《盘龙城》

本对《盘龙城》报告体例、遗迹、遗物以及附录分别作出了评述,除了肯定报告的优点之外,主要陈述了与报告编不同的看法,如：报告材料缺乏类型学分析,因此对于遗存时代的判断依据不足,有的甚至没有依据;报告对盘龙城作为一个整体聚落特点体现不够,对一些遗迹性质的判断容易引起争议;不少的数据、图像资料——有的是很重要的材料——存在问题。本对于研究引用盘龙城报告材料、判断盘龙城及其遗迹、遗物性质,应当有所帮助。     

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

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空间近代转型相对缺乏关注。通过对上海县城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压力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及租界示范效应的多重作用下,明清治所城市空间结构不再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上海县城,城市空间亟待改造。上海县城市政机构的设立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财力支持,故县城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包括道路、排水、桥梁、码头、义冢迁移、公地改造、市容清理等,以不同以往的空间结构重塑了上海县城。这种因人地关系紧张带来的适应性改善不限于上海一地,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利簋所见右史考

利簋器主人身份为"又事",对此"又事"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文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考证此"又事"为"右史"。并根据简帛等资料考证"右史"为军中之史。利簋铭文中"岁鼎"体现了右史的司天之职。     

河南汉画像石的艺术精神及价值

河南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分类众多,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就其艺术精神来说,它具有豪放乐观、灵动飞扬、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宏阔雄浑、豁达博大的开放精神以及气势恢弘、威猛昂扬的尚武精神.     

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

随着汉代王侯、贵族墓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大批珍贵的随葬品的出土,尤其是“玉衣”的出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目。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镂玉衣,［１］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丝缕玉衣［２］。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出土完...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都

唐代以前的宣城,走过了由县邑到郡治、由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到江南地区的政治腹地与经济沃壤的历程。其间几个关键节点是:楚国置爰陵邑,西汉置丹杨郡,孙吴丹杨郡迁治建业,西晋分置宣城郡,六朝时代之宣城既为近畿要地、又逐渐成长为文化名邦。以南齐谢朓为标志人物的山水诗的创作与影响,既反映了南朝时代宣城的文化特色,也使得宣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