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

民国时期是河南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不仅灾害出现的频率高,而且灾害的强度也非常大。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

上海开埠以后,在成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过程中,把北方变成了它的间接经济腹地,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入20世纪以后,环渤海港口城市的直接辐射作用得到加强,促使该地区的直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并迫使上海的有效辐射范围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直接龙头取代间接龙头,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结果。它加速了环渤海经济的崛起,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更好发展。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中,渗透着东方智慧的光芒。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中国的古代神话就是中国这个早熟的儿童,通过神话的方式,对中国历代著名人物的思考与评价。中国古代的神话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尚德、尚功与尚智,着眼于著名人物对时代与民众的贡献,中国的古代神话与中国祭祀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因而中国的古代神话,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之林中,是独具特色的神话之一。     

古玺印菁华释地三则

古官玺中涉及的地名颇多,其研究对古文字、古地理及古玺分域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玺文的形体分析角度出发,对《古玺印菁华》收集的三方官玺予以考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