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戴震对经典意义的追求

戴震继承了前代学者的思想,认为只有从字义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着手,才能读懂圣人大义,以观圣人之道.他认为,经是道的载体,闻道则是治经目的;然语言文字不通,则无从体察圣人之意.因此,戴震注重考证经典的流传、存佚、真伪;重视考订文字,审慎对待经典的校勘;解经知人论世,探求经义则诸说并存,这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本文从治经目的与治经方法两个方面作了阐述.     

《古今经传序略》所载佚文两篇

明末清初,张隽赍持"因序以征书"的遗民心志,辑录<古今经传序略>,保存了大量的有明文献.笔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佚文温璜<易解自序>及韩昌箕<历代史衡自序>,借此可考见明代吴江著述之一斑,亦可补史志之遗缺.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研究者常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     

清代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

本文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为主,结合画史中的有关记载,叙述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的关系,并由此探讨“四王”绘画风格对于宫廷山水画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四王”绘画及其画派成为清代画坛“正统派”的缘由。     

二百年来《水经注》案的症结--谈谈胡适关于《御题诗》题写时间的发现

乾隆皇帝题诗《水经注》在前(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戴震完成《水经注》校订在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但是,由于乾隆题诗没有注明题写的时间,又置于殿本《水经注》之卷首,后世便误认为《御题诗》是对戴震的"褒嘉"。《御题诗》之《序》,贬低"自明至今"的《水经注》版本,又竭力美化《大典》本。四库馆命戴震再校订那个据《大典》钞校的二手《水经注》时,处于极为棘手而尴尬的境地。因为遵照《御题诗》之《序》的旨意,要把一切胜处都归之于《大典》本,而把一切讹误都归之于"近刻"。从而也致使"《水经注》案"的争论,持续了两百多年。     

九姓渔民来源探析

九姓渔民是世代浮居于江河船上的一种社会人群,关于其来源,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本文首先介绍九姓渔民来源的主要传说记载,指出其不可靠性,然后利用文献史料及先行研究,澄清九姓渔民的一些基本问题,并结合民族学的方法,在对九姓渔民与疍民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九姓渔民源于历史上的疍民这一观点。     

戴名世的历史评论浅议

戴名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虽然蕴含有许多深刻的史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但由于戴名世论史、评史的出发点在于宣扬对明王朝的追思,宣扬狭隘的君臣之义,并据此反对清朝的统治,所以使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带有很强的政治和个人情感色彩,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妄加比附,已经脱离了正确的历史评论范畴而演变为极端情绪宣泄.因此,在封建专制政治下,戴名世以文字遭祸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本大、小戴《礼记》编者误说清理

大、小戴《礼记》为戴德、戴圣所编,从《汉书》到孔颖达《礼记正义》都有定论。但自宋代开始,历代均有学者或对今本《礼记》为二戴所编表示怀疑,或提出“新说”。这些怀疑和“新说”虽然大部分遭到前人的否定,但他们提出的有些证据仍然没有被驳倒;近人洪业提出的几个疑点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答;还有一些学人未能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仍然在使用被证明为错误的说法。因此有必要对古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误说进行清理。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海岱化(亦称东夷化)在考古化特征上与中原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在古史传说中,传说所称出自东夷的颛顼——帝喾——帝舜一系实代表了中原农耕化的主体,海岱化是中原化的基层化。夏商周时期,东夷化逐渐融人中原化区的大范畴中,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