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东晋南朝的铁甲和皮甲

2004～200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考古队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两口水井内清理出东晋南朝时期的铁甲和皮甲各1件,铁甲有53片形状不同的甲片,皮甲应为马甲上的胸甲。这类铠甲的出土在岭南属首次发现,同时也填补了这一时期铠甲资料的欠缺。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江苏考古工作世纪之初的思考

20世纪江苏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进入新世纪江苏考古的体制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建设以及在工作中的课题意识：团结协作精神等等都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新挑战。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秋胡戏妻”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

“秋胡戏妻”故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不同的朝代其故事细节及其作的评价均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作所处的社会化背景所决定的,本试从社会化的角度对这一故事的演变加以探讨。     

刍议六朝瓷器发展之大势

长江下游地区东吴至东晋时期瓷器优势地位的产生是与当时政治背景紧密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报任安书》三题

文章讨论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两个“不得已”与“曼辞以自饰”的意义以及与“从上雍”相关的结构分析问题。     

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大量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和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来称呼的"州",含义和得名的原因都较为复杂。西州主要指代扬州官府和荆州,偶尔指益州。东州主要指代扬州,其次是东扬州。南州主要指代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偶尔指江州和广州。北州主要指代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荆州是最大的军事重镇,扬州是京畿地区,二者的户口超过全国的半数,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和东陕,因而被称之为西州和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是防御长江中上游和北方军事势力攻击的重要屏障,因位于京师之南,故被称之为南州。益州和青州位居西部和北部边疆、经济富庶、战略位置重要,故被称为西州和北州。东扬州称东州,江州和广州称南州,都是因为物产富饶。这些方位州的得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生命的畸形博弈:清代命案中的顶凶现象新考

与历代诸多代人受刑的案件相比,清代命案中的顶凶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顶凶案发生的原因和情节错综复杂,成为一种危害深重的畸形社会现象。发生时间表现为乾隆以降,数量逐渐增多;发生区域以福建、广东地区的械斗顶凶案件最为典型;立法过程表现为例文与司法的相互调适并趋向宽纵。从一手史料出发,对顶凶案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司法实践进行探寻和考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清代社会民众的政治生态、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透视出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实态。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and the Korean truce negotiations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caused the U.S.A. to become determined in exclu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rom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the signing of which is hoped to be hastened by winning the Korean War.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the U.S.A. intentionally delayed the Korean truce negoti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RC from attend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Conference. After the signing, the U.S.A. preferred an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Korea, wherea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C, bogged down in the Far East by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were determined to take a hard-line stance, hoping that the U.S.A. would become tied down and drained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Thus, there was a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aty and the negoti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Shixue Jikan 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006, (1): 6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