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温泉旅游的建议

温泉旅游是温泉与休闲度假旅游相结合的产物。本文在简要论述了我国温泉发展现状及其与旅游业相结合所产生的新业态——温泉旅游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温泉旅游的开发利用提出一些建议。     

“紫檀木边点翠金质山水图围屏”屏心的研究与修复

为了解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紫檀木边点翠金质山水图围屏”屏心的制作工艺,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红外光谱仪及数码显微镜对文物进行检测,明确了屏风所用材质:满铺“卍”字纹点翠为基底,大面积山体使用纯金打造,细节装饰配件则用金银合金、金银铜合金和银等金属材料制成,金质嵌件用金属丝拴结的方式与点翠基底相连接。笔者以科学技术分析为依托,确定了屏风的制作工艺为:制作木板底纹—点翠—制作金属嵌件—金属部件组装固定。针对点翠脱落严重、灰尘堆积严重、金属部件脱落、点翠基底开裂等伤况,对文物进行了点翠加固、除尘、金属部件加固、基底修复四个步骤完成修复。此修复研究为了解清代宫廷大型屏风的制作工艺提供了实践依据,并为后期同类文物的修复提供经验支持。     

自然与城市历史的缠绕 ——草海之城堪萨斯城的变迁

堪萨斯城崛起于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的交汇处,是一个依赖大平原的农牧业所建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铁路助力资本打破了自然的种种限制,令大平原转化为堪萨斯城的腹地。虽然征服自然以实现城市经济的永续增长,一直是堪萨斯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文化的野心,但是成为腹地并不意味着自然完全受到资本与技术力量的操纵,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消失。作为一种自发的、独立的力量,自然以其丰饶奠定城市发展的基础,也以其极限挑战着城市发展的野心和规划。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1930年代的尘暴与1951年的洪水以灾难的形式迫使这个城市去适应新的生态现实。     

旅游业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有关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也导致了对旅游业地位的不同认识。本文利用历史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认为我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文章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游客行为与传统村落游览区域适度控制研究——以西递村、束河古镇为例

本文通过对西递村、束河古镇两个典型旅游村落的调查发现,村落中不同游览区的游客数量差异较大,80％以上游客到达的主要游览区域面积占村落建成区的比例分别约为29％和35．6％,由此提出村落的主要游览区域面积可控制在45％以内。对此,本文从游客常规线路、游客观赏行为、游客疲劳限度、游客寻路和从众心理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村落的主要游览区域范围不会因为游客的增加而扩大,并得出了应减少无序无用开发、挖掘主要游览区价值、保持非主要游览区氛围三点启示。     

英藏、中藏西夏文《明咒母王大孔雀经》残片补正

《英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很多《明咒母王大孔雀经》内容的残片,已经定名为《种咒王荫大孔雀经》的残片共有7件,其中名实相符的共有5件。本文在参照俄藏西夏文《明咒母王大孔雀经》的基础之上,在《英藏黑水城文献》当中新定名了 14件《明咒母王大孔雀经》残片,有些残片可进行缀合。此外,对中藏中错定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残页进行了更正。     

关于社会主体旅游方式决定因素的分析——兼论东西方旅游习惯差异的形成与表现

东西方国家民众的主体旅游方式和旅游传统有着明显差异,长期以来,西方人喜欢一地停留式的“度假旅游”,以中国人为典型代表的东方人则喜欢周游式“观光旅游”。本文认为,东西方之间在旅游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但体现在社会主体旅游方式上,也体现在各自语言文化中有关旅游的日常用语上,还体现在旅游机构的名称,以及旅游统计口径和划分标准上。本文进一步认为,是以下六大因素决定了社会主体旅游方式的形成——文化观念、社会环境、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心理因素、科技水平,并分析了它们如何作用于人们旅游习惯的形成。     

《劳动合同法》对导游用工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后导游与旅行社、导游服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导游与旅行社或导游服务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原先受民法调整的劳务关系将渐渐从导游执业中淡出,导游权益的保障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我国内地旅游网站的可用性研究——基于对海口市网民的调查

目前国内很多针对旅游网站的研究大多是关注旅游网站的功能,网站可用性方面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采用修正的启发式评价方法,定义了用户对网站评价的基准,对489份基于5大类24个指标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发现了我国内地旅游网站在可用性如内容服务形式、整体结构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措施。     

Place-based corporate hegemony: General Electric in Tell City, Indiana, 1943–194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s behind the selling of a federally owned World War II factory in Tell City, Indiana in 1946 and 1947. The federal agency charged with disposing of wartime plant, the War Assets Administration, reversed its decision to sell the factory to a small innovative company, Electra-Voice, selling it instead to the giant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General Electric. What would make federal administrators who were part of a powerful liberal state apparatus committed to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anti-monopoly change their mind? The answer lies in what I call place-based corporate hegemony. Probing the material consequences of everyday action, place-based corporate hegemony revolves around the formation of alliances based on axiomatic values, the continued appeal of these values, the redistribution of symbolic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hreatening elements. Deploying a range of archival materials I show how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communit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politicians and unions as well as General Electric to question the initial decision forced the state to rethink and change its dec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