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双重意义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和历史使命。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超越马克思主义苏联理解模式的理论诉求;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诉求和现实意义不可分割,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东爪哇韩氏家族：企业精神与政治舞台（18—19世纪）

本文通过对韩氏家族两个支派的华文和马来文族谱和相关地方文史资料的研究,分析阐述了18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爪哇韩氏家族的人物关系、社会结构、融合情况及其在当地经济中的作用,旨在更好地了解东南亚华人移民家族的融合与文化适应模式。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年）

论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探讨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华侨赌博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作者认为,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热衷于赌博,主要是赌博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被他们视为实现黄金梦的一条捷径。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华侨热衷开设赌馆,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暴力护赌。赌博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使一些华侨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还引发了吸毒、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在控制赌博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威望不高,而华侨赌商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赌行动难有成效。     

试析民国初期华侨双重国籍的负面影响——以简照南恢复国籍案为例

五四抵制日货运动中,英美烟草公司利用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趁机揭露和指责简照南加入日本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日资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此遭受中国民众排斥,并被农商部吊销了执照。为摆脱危机,简照南和南洋烟草公司展开了一场以挽救其中国国籍为核心的行动,并获得国内诸多团体及华侨的支持。简氏复籍终获成功,南洋烟草公司也得以恢复注册为国货公司。此案揭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籍、国货身份成为重要标识,双重国籍致使国民身份模糊,有时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

本文通过美国华人杂碎馆兴衰史,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说明中餐馆在美国的兴起和普及。杂碎馆反映了华裔文化移植到美国社会并进一步在那里发展的过程。在美国,饮食是最早而且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海外中华文化的标志。华人的饮食文化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劳动和职业技能、经商能力和资本、家庭及其他文化传统与华人移民一起进入美国。炒杂碎是美国社会族裔文化如何形成的一个有示范性意义的例子。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海归的适应策略研究：学院派的案例分析

文章在对部分海归”学院派”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习性”和“场域”的分析工具,解析了海归“学院派”归国后的不同心态和不同适应策略的选择。得出结论,“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习性”和“场域”概念也是影响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深层文化认同的非同一性、生活表象与意识深层的非和谐性等复杂的文化意识构成他们独特的行为表象。这些行为表象是其长期海外生活学习所形成的个人“习性”的体现。透过这些表象了解他们的“习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深入了解他们归国后所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     

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32个样本的观察

本研究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创业学的角度,利用改进的威克姆和克里斯蒂安创业模型,对32个海外温商创业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海外温商创业一般过程的四阶段模型,按创业动机、创业经历、创业资源与温州相关程度、创业组织形式和创业过程等标准,分为十种创业模式。海外温商创业模式的形成机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温商自身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国际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所在国经济发展水平等。从海外温商创业模式看,温州人的成功在于创业者与创业要素的互动,＂温州模式＂实际上更可以称为＂温州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