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史上的丑闻与笑料——日本新闻传媒对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战役的多次不实报道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军国主义狂热笼罩的日本新闻传媒失去了理智与道德.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战役中,日本随军记者与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多次作了不实报道:既凭空捏造中国军民防守的南京"完全变成了一个鬼魂哭叫的死亡街道",又在日军尚被阻击在南京远郊时,几次虚报日军"占领"南京的"胜利消息",引起了日本的"举国狂欢".此举遭到一些知情者的质疑与批驳,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丑闻与笑料.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论清末民初语言的“日化”现象——以鲁迅作品为例

清末民初盛行通过日译本转译西方著作,汉语中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汇和句法。笔者认为,比起一直以来通用的“欧化”的说法,把此现象称为“日化”更为贴切。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具体“日化”语言实例为证,论证了“日化”的语言事实。对于“日化”语言一直以来遭忽视的现象,笔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汉字等方面分析了原因。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近代以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由传统的农、牧、工、商业经济向现代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一嬗变与北方沿海港口尤其是天津港的开埠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天津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则是北方社会经济这种变迁的主要体现。通过港口与腹地间经济的互动作用,近代北方外向型经济体系逐步架构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通过我国三代蒙元史专家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唯物史占了主导地位,元朝不再被看成“漆黑一团”,现在普遍认为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在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独特的贡献;同时,研究者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使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今后的元史研究任重而道远,在史料整理、区域和专题研究、民族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评严复的社会起源说

严复的社会起源说总共包括三部分,即君主起源说、求存合群说,“群肇于家”说。前者配合维新运动,否定君权神授,具有积极意义。次者探索初民合群的动机,后者阐明家庭是社会的起点,各有合理成分。但在实际上,前者和后者并不一致。前者是西方契约理论影响下的产物,而后者却是冲破契约理论的锐利武器。总之,严复的社会起源说与他对西方契约理论的态度密切相关。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浅议“华侨华人学”

本文从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认为现在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不再是历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民族、人口、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已广泛地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华侨华人研究实际上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建立起一门有中国特色的“华侨华人学”势在必行。当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加强学科意识,在吸收欧、美、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需要,发展自己的研究,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的华侨华人学。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

国民政府时期,在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一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北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他们坚韧不拔、肯吃苦的献身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