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统一新罗并合了朝鲜半岛上旧属三韩的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     

牛肃《纪闻》及其史料价值探讨

牛肃所撰《纪闻》系唐代第一部小说集,所记多开元、天宝时事。原书大约宋以后亡佚,惟《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等存有120余条。《纪闻》中的人物传记、僧侣传记、鬼怪幽冥故事等对盛唐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事件等多有直接反映,其中一些材料还为《新唐书》、《资治通鉴》、《宋高僧传》等所采用,故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

晋元帝军府在两个方面有别于西晋军府建制：一是诸曹相当完备;二是三中郎的设置。其军府设置特征,略有三端：一为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之设;二为参军署曹;三为参军地位高低不等而分层。其军府诸曹仿尚书曹来设置,实质上使军府具有了如尚书省分曹处理政务的功能。且以其府之参军署曹为标志,严格意义上的军府内部机构之主要框架始基本定型。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     

扬州唐子城城墙遗址的保护现状与思考

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扬州城遗址的保护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唐子城城墙遗址屡遭破坏,成为扬州城遗址保护中既现实、又棘手的一大问题。对其破坏厚困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这对呼吁人们重视物,从而促进整个遗址的保护,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代时期的扬州城考

英藏敦煌文献S.529(V)号《诸山圣迹志》(又名《失名行记》)记载了五代时期的扬州城周里数,为研究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敦煌文献S.529(V)号的记载为依据,利用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论证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同时利用该文献对扬州城的规模和城门数进行了探讨。     

以诗窥画——试论唐代花鸟画的审美价值取向

唐代是中国花鸟画科的正式形成时期,据考证,当时擅长花鸟画的画家高手如云．但因年代久远,作品真迹早已遗失,今人已无从得知其庐山真面,通过唐代题画诗这扇窗口,对唐代花鸟画的审美价值取向作一探索。     

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

通过对长安城市外商业点空间分布、存在时间和经营业种的分析,重新认识长安城商业空间发展演变的特点。早期都城的商业空间形态呈封闭对称的双核心结构,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商业点突破市坊限制,在朱雀街东以皇城景风门外诸坊和以东市为核心的部分坊里内相对集中分布,形成了以东市为核心的商业区,在朱雀街西则分布较少,在外城城关处仅有零星商业点的分布,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商业功能空间。所以唐代中后期长安城商业空间形态表现为“一核、一区型”结构特征。     

论罗唐战争的性质及其双方的交往

本文利用中韩现存史料以及新发现的金石墓志资料,探讨了罗唐战争期间(669—676)、战后双方的交往,交往的性质,中韩学界对其的评议等问题。认为战争的终结是在新罗积极抵抗,唐朝军事目标转移及罗唐双方通过交涉前提下达成的一种妥协,应该说双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胜者或败者,但双方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