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建国以来党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经验

党坚持依法执政的历史始于建国执政之初。经过50多年坚持依法执政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已避步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依法执政和怎样坚持依法执政”的这一重大命题。总结和汲取建国以来党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规律,而且对于推劝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大革命时期,曾经与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合作,中共也曾经对他寄望甚殷,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紧要关头,张发奎仍选择了追随右派分共。中共遂放弃“依张”政策,单独发动南昌起义,对此,张提出“井水不犯河水”,分共而不积极反共。不久,张发奎赶走桂系、回到广州,中共提出不要对张再有任何幻想,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张大为恼怒,极力镇压。国共分裂之初,中共还不懂得应如何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发奎等也还未学会与国共对立后的中共如何打交道。     

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

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要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创新理论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发展境界,也对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人品官德和领导作风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分化问题的认识

建国初期,随着农村经济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社会很快发生了分化。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最初是认同的,但由于对“共同富裕”的片面理解等原因,很快就主张限制和消灭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适度的、积极的分化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匆忙地消灭分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必然性的理性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于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回答了社会上的种种疑虑。这个讲话对于廓清人们的思想迷雾、校正人们的思想偏差、统一全党的思想、坚持当代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根据等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确立的必然性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才能进一步增强高举伟大旗帜、坚持正确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先进性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

坚持与时俱进,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党保持先进性的理论前提;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党保持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党保持先进性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党保持先进性营建了社会基础。总之,只有把党的先进性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我们的党才会永葆生机。     

中共创建时期党内的几次争论

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在创建时期党内的几场争论中大都有所反映.然而从这些争论的结果来看,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党显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明确认识.这使得中共对于理论准备不足情况下,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及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两大与生俱来问题的解决大大地延误了.     

Disciplined lo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wartime restrictions on cadre love and marriage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Civil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marriage of its cadres, so as to maintain the Party’s effective control and combat cohes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did not issue uniform regulations on this topic; most decisions were made by the base areas, with the indirect sup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Marriage and love are personal matters, and the restrictions certainly caused emotional suffering for ordinary cadres affected. However, there we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CCP’s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Through punishment and guidance, these restrictions were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did not cause great upheaval. As love and marriage became areas subject to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CCP, they unexpectedly became a focal poin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Party spirit an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