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要内容

农村基层党的组织是我们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使这个组织体现先进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必须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努力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党员队伍,以保证农村党的队伍主体的先进性。     

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世情、国情和党情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制度建设为基础的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四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分配制度方面的四次伟大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探索中,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突破责任政府研究之藩篱——一种责任政党政府的理论视角

我国责任政府理论研究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责任政府内容及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研究中也存在概念不清晰、内容不全面、理论不彻底、研究方法混乱、对国外研究了解不够等缺陷,从而影响了责任政府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导入可以引导中国责任政府研究突破现有的理论困境。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及其同盟者的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切实履行其政治、行政和法律责任,建立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责任政党政府。     

走出"当代工人阶级不再具有先进性"的认识误区

当前社会上有人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表示怀疑和迷惑,这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并进行科学剖析。应当认识到,当代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是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而且正是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新的内容和特色。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认识到工人阶级仍然是我国最先进的的阶级。     

《张闻天传》与中共党史、共和国史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理论家。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 ,对时代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索。他关于东北经济五种成分的概括和分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确立经济建设方针具有开拓性贡献 ;他提出工业化建设方针和布局 ,参与 1 56项工程项目的谈判与落实 ,为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献计献策 ;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对“左”倾错误的根源作了全面反思 ;“集市贸易意见书”和《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是他在逆境中的政策建议和理论创造。他的许多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论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党内和谐的互动

本文研究了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党内和谐的互动模型和互动状态。从理论上看,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是实现党内和谐的重要手段,而党内和谐的政治生活局面也能够有效地规避党内错误倾向的产生;从历史上看,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程就是不断建构党内和谐的历程;从实践上看,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实际上指明了现实中构建党内和谐的路径选择。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原因探析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和威望,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条件;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关头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现实基础;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冲破原定议程.扭转会议方向,为中央人事调整开辟了道路;四、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一再提议,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吁,直接推动了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恢复.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政协理论的创新指明了根本方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政协事业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了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新局面。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