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袁世凯三参张翼原因探析

袁世凯三次参弹张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作为地方督抚职在守土、捍卫主权的目的;也有与张翼争夺开平煤矿经办权,掌控北洋官业的目的;同时英国人对张翼、袁世凯间矛盾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翼借助朝廷奥援与袁抗衡又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斗争。这些因素使得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交涉中困难重重。     

彝族历法研究

彝族是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早在六千三百多年以前,彝族的先人重黎和吴回就是颛顼和帝喾高辛时期的＂火正＂,即司掌心宿大火＂光融天下＂的天文历法大臣。从此中华传统天文历法即四分阴阳历便成了彝族同胞的一门家学,一直传到了今天。     

再论“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

本文从技术史的理论角度论述了“没有需求就没有发明(No need,no invention)”、“没有需求就没有发展”等技术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中国古代(青铜时代)在发达而成体系的青铜范铸技术环境里是不可能孕育发展出“熔模铸造体系”的,并以曾侯乙尊盘的铸造工艺及相关的模拟实验结果作进一步的论证;同时,对中国古代“失蜡工艺”起源于商周青铜器“焚失法”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失蜡工艺”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铸造“西洋风格”的佛像传入我国。     

试论东方学理论视野中的“夷学”构建

文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探讨文化创造的可能性机制。在西方,萨义德东方学理论的提出,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反思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用以分析和反思以夏文化为主流的中原文化跟周边偏远地区的文化关系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学理论限于对抗性、批判性的局限,向中国的文化现实提出了创造性地创建新型文化关系理论的要求。本文从东方学理论入手,论证了“夷学”提出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且论述了“夷学”与文化创造的思维模式与内在联系。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三十年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述略

三十年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经历了开始、发展、高潮三个阶段,由局部、零散地考察过渡到整体、系统地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充分说明了《毛诗正义》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王引之《经义述闻》对虞翻《易》注的辨驳

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仅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个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大唐新语》佚文辨证

本对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大唐新语》所辑佚加以辨证,考证其时代与《大唐新语》成书年代不合,属于误辑。     

再论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

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王都 ,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 ,距今约 35 0 0年 ,后为仲丁之都。偃师商城为商灭夏之后所建最早之都城 ,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 ,距今约 36 0 0年 ,为汤都西亳 ,亦为夏商文化分界惟一的界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