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家族视域下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事业,功过是非,史有明文,不烦缕述。然而在很多时候,正史的记载似乎都有些硬冷,缺少一种温情与温度。在时光早已洗褪硝烟的今日,我不止一次地阅读正史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遗憾的是,我对于曾国藩形象的认识,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在"誉之则为圣相,贬之则为民贼"的两极评价中,我分不清哪一个曾国藩更为真实。赞誉曾国藩的人把他奉若神圣,贬斥者则诋毁其为妖魔,在这两极之间,有     

两次地震之间 加德满都谷地的灾后恢复1934-2015

发生在2015年4月25日的尼泊尔大地震,由于离我们只有一山之隔,又关系到著名的加德满都谷地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关注。加德满都谷地所在的区域,是全球地震多发地区。身处地震带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两次地震之间,一轮又一轮。而尼泊尔人从未忘记灾害即将来临,有识之士一直在积极努力。本文以1934年尼泊尔大地震给整个古城和文物古迹带来的巨大损害和震后修复为例,认为尼泊尔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了解,尊重,甚至学习。     

我参加中国远征军的战争回忆

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口述内容：1937年在上海爆发八一三战役时,我正在义乌老家,湖南部队十四师来我的家乡招兵,我投笔从戎,报名参军,被安排在苏州临平医院卫生队的担架队中,负责在嘉定黄渡附近接运伤病员。由于当时年龄小,又是新兵,我只参与对伤痛员补助工作,帮助他们吃饭、搀扶他们走路。淞沪大撤退放弃上海向南京后退时。     

“自命不凡”的导游 王军

“一个视导游为事业的人,要有‘自命不凡’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初涉旅游的王军对社领导说,“旅游的目的是跳出平凡的生活,体验不平几的旅程,导游的自我使命就是让行程呈现出不平凡的面貌来,简称‘自命不凡’。”一番“怪论”让社领导相信他必将成为一名优秀导游。“从未想过会与一位导游合作十年,他让我看到了导游服务的极致。”某公司赵女士说,“第一次合作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见面他便能叫出所有团队成员的名字,道出每个人的生日与喜好,于众人惊喜错愕之余瞬间赢得了好感。他用富于激情的方式将大     

谈法国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本文从招生制度、专业定位、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习实训环节以五个方面对法国的酒店管理专业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给我国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建设发展提供些启发。一、招生制度法国的酒店管理专业往往都是自主招生,学生有多次入学的机会,全国也都是实行的学分制。学分互相承认,学生可以在一个学校学习一年以后,获得一年的学分,在升入第二年的时候,申请转入另外的学校学习第二年的课程。一般情况下,申请学     

武汉天主教堂的历史沿革和建筑风格

教堂是天主教会举行祭典和信教群众祈祷的地方。凡有信教群众的地方,教会都会设法修建一座教堂。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传入中国后,即有少数传教士来湖北传教,但人数很少,流动性很大,也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未建教堂。直到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有葡籍传教士何大化来武昌,曾在蛇山脚下修建一座小教堂,后因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大化卖掉教产逃往外地。清朝建立后,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往一直保持平静的边境地区也开始出现紧张局势。有鉴于此,中方主动提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却被苏方拒绝。一直到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后,苏方才接受中方建议,开始第一轮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也未能签订任何协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过,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所取得的经验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1年印巴危机期间美国的难民政策与美印在难民问题上的角力

1971年印巴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危机期间,因受东巴内战与印巴冲突的双重影响,大量东巴居民逃往印度,沦为难民。东巴难民持续涌入印度不仅是东巴危机转变为印巴危机的主要诱因,同时也是导致南亚持续紧张、敌对氛围难以消解的重要根源。为妥善解决难民问题,美国积极谋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意图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化解危机。但是美国采取的积极措施并未减缓危机冲突的不断升级。在处理难民问题的过程中,美巴政策协调趋于一致,而印度与美巴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却渐行渐远。归根究底,是否应该在难民问题上附加最终促成东巴独立的政治条件是美巴与印度的根本分歧所在。而这一根本分歧的悬而未决最终成为引爆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导火索。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