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

本文通过美国华人杂碎馆兴衰史,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说明中餐馆在美国的兴起和普及。杂碎馆反映了华裔文化移植到美国社会并进一步在那里发展的过程。在美国,饮食是最早而且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海外中华文化的标志。华人的饮食文化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劳动和职业技能、经商能力和资本、家庭及其他文化传统与华人移民一起进入美国。炒杂碎是美国社会族裔文化如何形成的一个有示范性意义的例子。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刊自觉拓展史学研究新领域,刊登了大量关于人口、民族、地理、宗教、交通等方面的论文,为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史等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该刊力主扩大史料范围,倡导合作研究,重视平等讨论,创造出思想上活跃开放、学术上自由争鸣的良好氛围。该刊还特别重视译介西学成果和资料,为中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开辟了一个窗口,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鉴外国研究方法提供了帮助。     

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32个样本的观察

本研究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创业学的角度,利用改进的威克姆和克里斯蒂安创业模型,对32个海外温商创业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海外温商创业一般过程的四阶段模型,按创业动机、创业经历、创业资源与温州相关程度、创业组织形式和创业过程等标准,分为十种创业模式。海外温商创业模式的形成机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温商自身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国际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所在国经济发展水平等。从海外温商创业模式看,温州人的成功在于创业者与创业要素的互动,＂温州模式＂实际上更可以称为＂温州人模式＂。     

张衡地动仪的发明、失传与历史继承

地动仪的发明和失传存在深厚的社会背景.悬挂物对地震的良好反应是诞生科学思想的物质基础.地动仪是对天然验震器的发展,张衡不仅在利用物体惯性测震上,也在检测和记录地震微弱信号上有技术创新,成功测到公元134年12月13日陇西地震.天诫观念把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导致张衡晚年和地动仪的悲剧.仪器可能失传于东汉末年,当时发生了洛阳大火、毁铜铸钱、京师搬迁、人口剧减和灵台被毁等极端严重的社会混乱.张衡的科学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地震学的起步发挥过思想启迪作用.对地动仪的研究需要开展科学实验,学术观点的统一只能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殷都制盐业的探索

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商代王都人口众多,对盐的需求量甚大,在当时生产和交通条件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单靠从商都之外运入,恐怕难以满足。今天的豫北地区在商代虽然比现在温暖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但仍然存在某些盐碱性土壤。因此,殷都食盐除了从山东、山西以及四川等地区输入外,普通百姓也可能就地取材,制造土盐,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     

邿召簠及相关问题初探

邿召簠出土于山东仙人台周代邿国贵族墓中的M3,由其铭文可知,此器为男性贵族邿召的自作器,用于宴飨"诸母"、"诸兄"等亲族成员。而M3墓主为成年女性,其身份应为邿召的妻子、宗族的宗妇,此器应为其生前所用并随葬墓中。该器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两周时期宗妇在家族中的职责与权力,也从另一方面表明除宗妇外,家族内的"诸母"即各小宗宗族长之妇也有权力参与家族内的宴飨活动。     

关于《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的新证》——同程峰教授商榷

不论是修武县2006年发现的1956年续修的《韩文公门谱》,还是修武出土的与韩愈有关的5块石碑,都是修武韩氏伪造的,伪造年代的上限为辛亥革命,下限为1956年。之所以伪造《门谱》和石碑,可能是修武韩氏为了能够达到恢复他们韩愈后裔的称号,并纠正乾隆年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圣旨错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