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博物馆与大众传媒——以常州博物馆“微笑彩俑一汉景帝的地下王国”特展为例

2008年1月,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以来,至今全国已有1400多家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免费开放之初,大多数博物馆出现了门庭若市,参观人数倍增的状况,甚至像湖北省等部分省级博物馆出现“爆棚”、“井喷”现象。但经过四年的沉淀,观众爆棚的火热场面已呈倒三角式的减缓。     

浅议“十二五”期间江苏县级博物馆建设与发展

一、江苏县级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现状＂十一五＂以来,江苏县级博物馆建设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10年全国博物馆名录中,江苏有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88座,其中,县级（省财政直管县）和市辖区建设的各类博物馆。     

简述古代汾阳社会经商传统的形成和传续

2008年,山西省汾阳市在建设汾阳至孝义的一级公路时发现了一批墓葬。墓葬位于汾阳城南10里东龙观村西北。其中一座墓主人为王立的金代墓葬内的壁画有男女两人隔窗栏进行某种交易的场景,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基本确定为中国最前卫的经济活动场所——早期金融机构——“交引铺”的场景（图一）。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说明至迟在金代汾阳人已经参与了中国最前卫的经济活动了,这也说明古代汾阳有着较为发达的商贸经济,这对解释晋商在中国明清和民国时期风起云涌的发展应当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提示我们有必要对古代汾阳商贸活动状态进行考察。     

新编《盂县志》首发仪式

2010年初,盂县启动了第二轮编修《盂县志》的系统工程。经过广大修志工作者一年多的辛勤编纂。一部200多万字的志书终于脱稿付梓。《盂县志》上溯事物的发端。下讫2010年底。全志设30卷,志前设概述、大事记、卷末缀附录。卷下分章、节、目,全面系统记载了盂县远古至今的自然和社会演变过程。     

博物馆应重视儿童及乡土的教育——以耀州窑博物馆为例

耀州窑博物馆位于陕西黄堡,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集遗址遗迹展示与文物标本陈列的陶瓷专题博物馆,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基地。耀州窑历史悠久,自唐创烧,终于明清,在北宋时有＂十里窑场＂,炉火日夜不熄。在2008年,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然而在其运营中,却仍然面临着知名度不高,参观人数较少等问题。     

育人与考试的关系——思想品德考试之我见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思想品德课课程标准明确地提出——人文性。注重以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培养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需要与生活体验,尊重学生学习与发展规律,不断丰富学生的思想情感,引导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促进学生人格健康发展。     

从《忘山庐日记》看孙宝瑄世界历史认识与变革观的转变

孙宝瑄(1874～1924),字仲玙,杭州(今浙江钱塘)人,因生于晚清官宦世家及其博览群书而享誉政坛与思想界。本文根据1894～1908年间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所记读书情况,分析他的世界历史认识,探讨其变革观的转变与世界历史认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清末士大夫思想的转变有更深入的了解。     

咸宁市政府与湖北省方志办签署合作协议

2010年11月8日,成宁市政府与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服务鄂南经济强市建设。这在湖北省内尚属首家签署厅市合作协议。成宁市委书记黄楚平致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文坤斗和咸宁市市长任振鹤代表双方签约。省方志办副主任李辉、资料信息处处长陈战洪、副处长陈曙光,成宁市领导黄剑雄、夏亚灵、林永生、     

2010年新方志编纂论坛综述

2010年12月13～15日,2010年新方志编纂论坛在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举办,对新编地方志社会与文化部类的编修实践及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此次论坛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编辑部主办,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协办,衡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李富强出席论坛并讲话,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晓天出席论坛并致辞,衡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张亮代表衡阳市政府致辞,衡阳市南岳区区委书记傅丹舟出席论坛。方志界和科研院校的有关学者共6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共收到论文及论文提纲39篇,有26位专家学者作主题发言。此次论坛分别由《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邓建平主持。     

也説《隋書》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源問題

對於《隋書·禮儀志六》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料來源,日本學者小林聰先生提出,其基礎是梁武帝天監二年所頒佈的"天監二年令"。本文考察認爲,隋志記載並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書·禮志五》所記百官印綬冠服制度爲基礎,並補充西晉泰始令及其衍生著作,以及東晉以降至梁初的各種制度變革綜合而成。因此,隋志所記並不能如實反映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由此指出,在利用史料之前,對文本進行史料批判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