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身份让奥巴马险些遇刺

丹尼尔·科瓦特和保罗·施莱斯曼,一个20岁,一个18岁,分别来自美国的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两个都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虽然如此,两人却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要干一件轰动美国甚至世界的大事——刺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 科瓦特和施莱斯曼是2008年9月份在网上聊天认识的,由于他们都信奉美国新纳粹组织“光头党”和“民族联盟”主张白人优越的观念,在朋友的煽动下,加入了“光头党”,并仿效新纳粹主义者的模样理了光头。他们幼稚地认为,只要理了光头,就成为“真正的新纳粹”了。     

豆选出的湖南第一位女乡长

1957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长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的展览。在＂民主改革＂专题的展板上展出了一张英姿飒爽的女性照片,照片下是一行醒目的标题：湖南省第一位女乡长--肖满淑。旁边配有文字说明＂肖满淑,女,贫农,邵阳地区武冈县邓家铺区扶峰乡人,1933年10月出生,1951年作为翻身农民代表被选为扶峰乡乡长,时年18岁。1952年被评为全省模范女乡长＂。     

舌尖上的大宋朝

《舌尖上的中国》热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味觉的记忆,让这个饮食大国沸腾起来。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后,古人便采用烤煲焙炒的方式,开始了各种美食之旅,直至宋朝获得空前繁荣。1998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一千年来深度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百件大事,宋朝的饭馆和小吃名列其中,排在第56位。以食物为窗口,读懂大宋朝——通过美食,人们可以有滋有味地认知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古老王朝。     

我是怎么知道“林彪出事”的

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

正本报告发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在2012~2013年期间测定的20个考古数据。为方便应用做如下几点说明:1.碳十四年代半衰期按5568年计算。2.校正年代所用程序为OxCal3.10版本。3.所给年代误差范围为     

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考释

西安碑林旧藏《故京兆刘处士墓碣铭》,志铭仅千字,却勾勒出一位恃才傲物、个性古怪、坚守气节以及命运多舛的古物收藏鉴赏家的形象。虽为处士,但受到多人的赏识,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如元代著名文学家杨奂、邳邦用等,宰相李适之、漕使庞才卿、内翰王清卿、宋孚孺、御史商平叔等也对他欣赏有加。碑铭同时涉及了金代一些历史事件,资料珍贵,可补史之阙。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大忻州夭遗址发掘简报

为了配合国家重点项目丰一准铁路复线的建设,2009年7-9月,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乌兰察布博物馆、凉城县文管所配合,对凉城县大忻州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将发掘结果简报如下.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2011年试掘简报

乌兰木伦遗址于2010年5月发现,同年6-7月由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获得大量的文化遗物。鉴于遗址的重要性,2010年的9-10月,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并在最初发现的第1地点附近相继发现了第2和第3地点。2011年,在第1地点的发掘同时对第2地点进行了小范围的试掘。     

读李铁生先生《古罗马币》有感

正时光如电,接到铁生先生寄来的《古罗马币》,闻着书香,看着彩印的钱币图片,思绪伴着窗外飞舞的黄叶,回到了二十年前……。200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铁生先生编著的《古希腊罗马币鉴赏》。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古希腊、古罗马钱币文化的著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李老将书赠我,并附长信,讲述了他钱币研究介绍的设想。此书使我国收藏爱好者开始领略世界古钱币的魅力,极大地扩展了钱币研究和收藏界的视野。     

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议案的辩论及其影响

《1948年经济合作法》是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与利益团体激烈辩论的产物。该法案明确了欧洲复兴的政策理念,保护了美国利益团体的某些特殊利益,设计出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由专家管理协调欧洲复兴的组织模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团体在欧洲复兴计划实施中的通力合作。杜鲁门政府借助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的有利时机,运用"自由的危机"话语在国内营造出强烈的反共氛围。这场辩论不仅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制度化程度,而且进一步为二战后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的对外干涉政策奠定了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