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

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认识及其政策的结构.笔者的历史分析可概括为三个论点"9·18"事变前后在中国东北的日中经济冲突--政治逐步升级的论说;1932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论--否定"李顿调查报告书"的理论;1937年的日本论坛"中国统一化论争"中的新认识论--日益明确的对中国认识的坚固"岩盘".     

21世纪的"海洋破碎带"

本简析了海洋的争夺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的中心议题—21世纪的“海洋破碎带”。探析了“海洋破碎带”形成的七大因素,即：①海洋霸权主义对海洋国际贸易通道的争夺;②国际间对海洋国土的争夺;③海洋生物资源的争夺;④海洋矿产资源的争夺;⑤南极大陆的争夺;⑥海军军备竞赛;⑦海缘政治形势日益恶化。阐释了21纪“海洋破碎带”分布的海域。最后指出,中国不仅是一个陆地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的海上安全已近底线。为此,中国必须树立新的海洋观念,建立强大的海军,保卫国家的每一寸海洋国土。     

旅顺博物馆藏三彩枕时代及窑址初探

旅顺博物馆收藏6件三彩和黄绿釉枕,均为日本殖民占领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征集于日本私人收藏者手中。由干认识所限,这部分枕的年代在最初登记入帐时多有讹误。笔者根据近几十年来发表的考古资料,结合国内博物馆所藏传世品的研究,对馆藏三彩枕的所属年代重新判定,并对所属窑址做一初步考证,同时对唐、宋及金三彩器的发展及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若干问题评析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上,由于对继承与创新的不同侧重,学界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创造的"还是21世纪"理解的"之间的分野;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学界形成了二者是本质同一,还是整体与部分、整体与主体等三种不同关系的论争;在中国应如何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学界提出了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逻辑和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等五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任弼时和他的儿女们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与妻子共生九个子女,其中五个或夭折,或失散,只有四个长大成人。一个女儿从认识他到他去世,一共有四年三个月十六天;一个女儿在羊圈里出生,连出生季节都不清楚;还有一个女儿与他一起生活不超过一年零七个月;只有小儿子一直生活在他身边,随其行军打仗……在这些短暂的相聚的年月,他奉献了一个父亲深沉的爱,给儿女们留下宝贵的回忆。他是延安时期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的任弼时,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倒下的开国元勋。     

冯亦代:在寂寞中灿烂

冯亦代(1913—2005),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编辑家、学者、随笔作家。他一生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图书的文章,是一位传播知识、传播友谊的忠厚长者。20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走进什刹海附近的三不老胡同。冯亦代一直住在三不老胡同的“听风楼”。那时,在每篇文章后面,他都会注明“写于听风楼”。在那间破旧狭窄的小屋里,不知他听过多少夜的风声雨声。这样的老人,对他来说,平静地听风,平静地创作、翻译,都是很惬意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关于陈望道重新入党和梅龚彬的政治身份——《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一文补遗

陈望道先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首译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还是中共建党初期历史来说,都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钱益民先生的文章《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载《世纪》2019年第4期),对读者了解他退党后继续为中共工作的一段经历很有助益。     

坐在面包树上谈雪月风花--“傲慢与偏见”背后的浪漫婚姻观启迪

“一个全是预示着美好的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只有稍许带上几分特别的苦恼,才可大体上防止失望”,文中的这句话似乎映证着我们当下社会所讨论的“面包和爱情如何抉择”、“彩礼钱是否取消”等将婚姻“庸俗化”的论题,似乎现实将爱情与物质绝对化对立,似乎生活的苦恼强迫大多数的人舍弃曾经“幼稚”却珍贵的浪漫主义因子。在一个个偏激片面的言论下,变得佯装世故、胆战心惊,未曾前进尝试,便后退畏缩。在听多了所谓“过来人”的主观评判,或许,《傲慢与偏见》这部十九世纪初的经典之作,用将他人故事娓娓道来的方式,更能启迪个人婚姻观的思考。当然不可置否的是相较于奥斯汀后来的《爱玛》,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分偏少,戏剧性夸张稍多,对世事也比较乐观,浪漫主义色彩较重。